波斯国王大流士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不仅恢复波斯对帝国原有地区的统治，还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建立了一个东起印度河流域，西到撒哈拉大沙漠，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为了纪念胜利，他在岩石上刻石记功，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铭文的上半部分是浮雕，浮雕上的大流士身罩披肩，气势轩昂，圆睁双眼，目视前方。左脚踏着地上的高墨达，右手指向波斯人崇拜的光明与幸福之神阿胡里·马兹达。8名被绳索缚着脖颈的叛乱首领被雕刻的很小，与高大伟岸的大流士形成鲜明的对照。浮雕的下半部用古波斯、埃兰、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

上面写着：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叙斯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门尼德。……按阿胡里·马兹达的意旨，我是国王。大流士出身于波斯的名门贵族，父亲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堂兄弟。冈比西斯在远征埃及期间，任命大流士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冈比西斯在埃及逗留期间，波斯境内在拜火教僧侣高墨达的率领下，发动了政变。他冒充冈比西斯的胞弟巴尔迪亚，于公元前522年篡据了王位。同年，大流士和其他6个波斯人合谋发动政变，杀死了高墨达，大流士当上了国王，史称大流士一世。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帝国的统治随时有可能坍塌。在平定了各地的叛乱，镇压了人民起义之后，为了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大流士采取了一系行政、军事改革，实行专制统治。

大流士宣称自己是“诸王之王”，亲自掌管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他认为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的宫廷缺乏礼仪，他制定了一整套宫廷规矩。在上朝时，大流士头戴金光闪闪的王冠，身穿绛红色的长袍，腰系金丝腰带，手握黄金“权杖”，高坐在金阶之上，身后则站着大群高擎羽扇和大伞的随从和侍卫。大流士还给总督设立“皇帝的秘书”，并派“耳目”，去监视地方的军政官员。对地方官员论功行赏，以确保他们效忠。大流士规定各省的贡赋税额，或银，或金，或粮食；金币由国家统一制造，称“大流克”，重8．416克；行省可以铸造银币，名称“西克勒”，重5．6克；地方城市只准铸造铜币。如今，正面是大流士的头像，反面是弓箭手的“大流克”，成为古币收藏家的珍品。为了便于调遣军队，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大流士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道，形成驿路网。

最重要的一条驿路是“御路”，自都城苏萨至小亚都会萨迪斯，延伸到以弗所，全程共2000多公里。驿站110个，人马行程一天后，到达某个驿站，这个站必备有人和马匹换行。无论雨雪天气，还是酷暑季节，王家信使都要日夜兼程，赶完全程只需一周时间，而一般商队要走3个月。这样的驿路也有利于对王室的服务和商业的发展。比如大流士特别爱吃爱琴海产的鲜鱼，为了及时地把鲜鱼急送到王宫，驿站的信差们快马加鞭地把鲜鱼送到宫中。希腊人羡慕地说：“波斯王住在巴比伦，爱琴海鲜鱼进宫廷。”驿道也促进了对外贸易。这条“御路”是丝调之路的东段。

由于交通发达便利，沿途又有士兵保护商旅行人的安全，波斯与印度以及地中海各国的贸易很快发展起来。据说水稻和孔雀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印度传入波斯的。运河的开凿非常艰苦，工人们得靠打井供应饮用水。运河开成后，加强了帝国对外水路联系。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重要性。他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叙述他所征服建立的各个国家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里·马兹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从这可以看出，他以高压的手段和严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土的人民，借以维护帝国的统治。

他以制定法律知名于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仍被视为权威之作。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把上述大流士的做法称作“大流士改革”。大流士改革，成果斐然，他的治绩，曾被后世的罗马采用为典范。在他治理下，数十年间西亚获得了安定和繁荣。然而，靠军事征服建立的波斯帝国，也仅仅依赖武力来维持帝国的统治和霸权。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爆发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得到雅典等希腊城邦的支持。大流士知道，一旦这些希腊城市独立，对波斯的西亚霸权将形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大流士西征，率大军镇压了起义。之后又入侵希腊，兵败马拉松，丧师归来，企图再攻希腊又没有成功，大流士不久病死，波斯帝国逐渐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