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究竟鹿死谁手，形势似乎逐渐明朗。隋末唐初是不次于东汉末年的乱世，在《隋唐演义》中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之称。但在群雄互相兼并的过程中，李渊进据长安，瓦岗军占据中原，似乎他们两家才是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

大业十四年即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率领十万禁军北还关中，在途中于河南和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不期而遇，一场大战旋即展开。这十万禁军乃是皇家卫队，是隋军中的精锐，瓦岗军跃然在人数上点优势，但从素养和装备相比较，瓦岗军并无太大的胜算。

然而，此时的瓦军已是兵强马壮，占据了中原地区大量城池，而且兵锋直指隋都洛阳。李密不听劝告，动用了几乎所有瓦岗军能动用的部队，与宇文化及展开了较量。史载这场战役堪称一个“大”字，其激烈场面是可以想象的了，战场主动权曾几经易手，最终是瓦岗军取得了胜利。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瓦岗军在这次战斗中元气大伤，随后便被他的手下败将王世充击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是什么原因使瓦岗军从蓬勃兴趣而又骤然灭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瓦岗军的灭亡是必然的，这其中包含了领军人物李密的政治及战略失误，也存在着瓦岗军本身的局限性，它注定了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不可能会争锋天下。而大部人将瓦岗军的失败归结于李密，那么李密究竟错在了哪里？

李密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战略眼光。这在当时的哪个时代，其实也充分地暴露了草莽英雄与地主集团的区别，逞一时之快而无远志，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他在取得中原大部分地区后，试图攻占洛阳，但与洛阳的王世充交战上百次，虽不吃亏，但却一直攻不下洛阳。这时本来就应该调整战略方向，西进长安而据潼关之险，然后待时而动，则可天下大定。

但他没有，就在他和王世充死缠烂打的时候，李渊却袭取了长安。我们为何说他没有战略眼光呢？长安在战略意义上，可以做为大后方，前有虎牢、潼关之险可守，后有汉中富庶之地可供给，时机成熟时东出潼关而争天下，岂不易哉？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长安做为隋的第二首都，如果攻取在政治影响上，绝不次于攻取洛阳。而这些李密都没有看到，他倒是想来个四面开花。岂不知中原地带是处于群雄包围之中的，如此谈何容易。

李密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不该和宇文化及打这场战争。当时宇文化及为何要率领十万禁军北还？原因在于这些禁军大部都是关中人，关中人历来恋家，军心不稳。此时的宇文化及由于弑杀隋炀帝，走到哪儿都会挨打，何况李渊又占据了长安，若要回关中，势必是要和唐军进行较量了。如果去洛阳，洛阳城中的隋军又岂能容他？河北有窦建德、刘武周，他向哪里去呢？所以，这个包袱他完全是可以抛给别人，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但他还是很冲动、很错误地打了这一仗，使实力大损。

李密的第三个错误，是对这支来自于绿林的农民武装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造，或者说是改造不彻底。瓦岗军是翟让利用瓦岗山的地利而建立的，李密到了瓦岗后逐渐得到了重用，并居于领导岗位。在面临分裂的情况下，诛杀了翟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也不存在什么不义等之说。但他的错误在于没有从这件事情当中得到教训，也没有总结原因，在其后的统治和用人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从杀翟让的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密在能力上的欠缺，确实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注定他与统一天下无缘。从他被王世充击败后，翟让旧部纷纷叛离就可以看出，他在杀了翟让后，没有对其部属进行很好的安抚，这种用人和笼络人心的手腕他不具备。既然不能安抚，当初就应该杀尽，可他没有，这说明他的手腕也不够铁。这一切都说明了，李密做为一个统治者，他的身上仍然存在着柔弱的一面，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然，瓦岗军的失败，其原因不能全部归结于李密一人，要看到瓦岗军这个集团本身的因素，哪就是做为农民武装，它始终没有摆脱占山为王、啸聚山林的习性。它从诞生到灭亡，大部分将领的心里也只有是抢占地盘和扩大势力，从来都没有回到争夺天下的轨道上来。因此，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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