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给“专制”下过定义，他说：“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以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但无法律，全由他的个人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在他看来，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君主是否也要受到固定的法律约束。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这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由于当时世界上还有很多专制国家，例如土耳其、波斯以及孟德斯鸠的祖国——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所以孟德斯鸠虽然对专制颇有微词，但仍将其视为与共和、君主三足鼎立的政体。

到了卢梭与霍尔巴赫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才对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说：“专制制度——这是一种以荒绝伦的贪心为基础的窃所得的政权，它似乎认为国王的任何意旨对社会都应当是法律。”他把“专制”说成是“荒谬绝伦”的。卢梭则在《社会契约论》详细论述了专制必然非法的道理。

专制制度对民众没有任何好处

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卢梭说：“我将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在他看来，一个合法的政权，必须得同时满足“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这两个因素。许多专制国家是“利益所要求的”，但并非“权利所许可的”，波旁王朝就是其中之一。

路易十四是波旁王朝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通过各种手段，消灭了封建王侯的分散势力，建立起绝对的君主专制。这种绝对统一的君主专制把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使法国免除战乱与割据之苦，实现社会的稳定，所以是“利益所要求的”。但卢梭对于专制所带来的这种稳定不屑一顾，因为它剥夺了民众的自由，民众虽然不再是“乱离人”，却已沦为了“太平犬”。因此卢梭并不感激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专制，他说：

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的洞穴中的希腊人，在那里面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他们只是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吞掉罢了。

普通人在专制制度下不能获得任何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君主私欲膨胀时，会引发对外战争；在君主昏庸愚昧时，又会纵容官吏腐败。专制只会导致社会停滞、百姓愚昧。

专制制度必然是不合法的

即使君主专制符合国家的利益，它也仍是非法的，违反了正义的原则——因为它是建立在强力原则之上，强加给整个社会的，而强力不可能产生任何权利。

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因为任何强者都会有衰落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永远依靠强力来维持政权，所以必然得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自己的统治地位说成是天意所在、民望所归，进而鼓吹“君权神授”。然而这种宣传本身也是强加给别人的，并非民众自愿接受——对“君权神授”的宣传本身只是强力的进一步延伸，一旦宣传减少，思想控制削弱，民众就避免不了要觉醒。

强力之所以无法让人永远服从，原因就在于它只是一种必要行为，而非意愿行为。当一个强盗用强力来迫使我们交出财物时，我们为了保命，愿意服从他的指令；当一个奴隶主强迫我们为其进行奴役劳动时，我们同样也出于保存性命的必要而选择了服从，但这种服从不是出于自愿，所以奴隶主在我们身上并不获得任何权利。只要他的强力被削弱，服从也就会像放松压迫的弹簧一样，出现反弹，进而演变成反抗。

专制制度建立在强力之上，专制君主的统治是强加给人们的，所以除非他能保持永远强大而不衰老，否则就免不了要受到人们的抵抗。既然一个政权是强加给大多数人的，那么它也就不具有正义性，并非“权利所许可的”。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专制君主，就好像拿出一份契约，上面写着“你要无条件服从于我，因为我手上有枪”——在这种“契约”之上所建立的国家难道能够长久保持稳定吗？能够避免频繁的改朝换代吗？显然是不能够的。

用“社会契约”来取代“强力原则”

专制制度带来的稳定其实并不比动荡少，被压迫的阶级总是不断向最高权力发起冲击，引发革命与造反。在统治阶级内部，君主与大臣之间互相倾轧，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因此，卢梭说：

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差别。

专制制度统治的第一目的在于“镇压”，之后才是“治理”。在这种国家里，政治纯粹是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游戏，各方围绕着政权进行角逐，使科技、文化与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甚至发生倒退。

随着专制君主个人归于灭亡，他的帝国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就像一棵橡树被火焚烧之后就消解而化为一堆灰烬一样。并没有给后世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必须用“社会契约”来取代“强力原则”——不是把国家强加给每个人，而是让每个人志愿加入国家，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然状态下任性的自由，将天赋的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再由共同体通过法律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与社会自由。政治的本职是要实现社会的治理，而不是为了压迫一群人，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