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巾起义，张角策反了皇帝的卫士，斩首行动为何还是失败了？
公元184年二月，唐周带着风尘仆仆的脚步，昼夜兼程赶到东汉首都洛阳（东汉时称雒阳，曹丕称帝后改称洛阳，为了便于叙述，我们都称之为洛阳）。他此行的身份是信使，肩负着一封重若千钧的密信，收信人正是皇帝身边权倾一时的宦官——封胥和徐奉。 信中内容极其惊人：三月五日，即将发动造反，务必按预定计划，当好内应，干净利索地解决皇帝。封胥、徐奉此刻的职位是中常侍，掌管皇帝文书、传达诏令，地位尊崇，权力巨大，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全国这样的职位只有十二个。如此高位的人，为何甘冒生命风险参与谋反？ 历史未留下明确解释，但我们可以推测。其一，或许物质欲望满足之后，他们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成就。宦官虽生理特殊，但心理与常人无异，渴望在精神层面获得超越——例如参与一场惊天动地的造反事业，建立辉煌的新秩序。不过从汉末宦官的政治觉悟来看，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另一种可能，则是生存的本能。他们面对的，是汉末第一大宗教太平道的信仰承诺：信者永生，不信者灭亡。封胥和徐奉加入，很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在乱世中保全自身，甚至企图长生不老。
那张角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要煽动造反？张角，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一带），生卒年不详，但死于184年。在创立太平道前，几乎无光辉事迹，家世不可考，这意味着他可能出身贫寒，也许受过些书本教育。也有说法认为他出身豪族，家财丰厚，妻妾成群，还养有死士。无论如何，张角最初只是想通过治病传教赚取些许声望和财富。 他自称大贤良师，从冀州起步，瘟疫流行时，以符咒治病，施法祛邪。有人病得真好，名声便由此传开。科学角度看，他治病方法或为安慰剂效应或依赖免疫力自愈，但在当时绝望的人群眼中，这便是神迹。随着信众增加，张角开始系统推广太平道，派遣八名弟子四处宣传，编曲吟唱，使教义迅速扩散，连河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流传太平道乐。 同时，他构建了一套末世论：瘟疫是上天清除凶民、拯救善人的手段，信奉者为种民，可得永生；不信者为凶民，灭亡在疫病中。短短十余年，太平道信徒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数十万人，信仰热烈，甚至有人变卖家产、千里迢迢追随张角。更有上层读书人和官员加入，其中包括封胥、徐奉。 张角不仅精于制造神迹，也擅长自媒体传播——形式新颖、内容迎合不同需求，自然吸引大量粉丝。在掌握了人心后，他将目光投向更大的目标：推翻东汉，建立自己的王朝。 为组织起义，他将信徒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以渠帅统领信徒，建立严密的指挥系统。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喊响——意味着汉王朝苍天气数尽，太平道的黄天将取而代之。信徒头戴黄巾，故称黄巾军，而敌视者讥讽其为蛾贼。184年正值干支纪年的第一个甲子年，张角借此象征历史新纪元。 起义日期锁定为三月五日，冀州邺城成为总部，各地渠帅集结信徒。洛阳及其他州郡官府的大门墙壁上，信徒们甚至用石灰书写甲子字样。令人诧异的是，官府竟未及时察觉，或察觉后出于顾忌未上报。与此同时，张角在皇帝身边布置内线，派遣马元义与封胥、徐奉联络，策划斩首皇帝的行动。马元义在谍战中极为高明，但正如俗话所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唐周的叛变让一切功亏一篑。他秘密投奔官府，将封胥、徐奉及潜伏的马元义一并举报，洛阳城一片混乱。马元义被车裂，封胥、徐奉处死，千余名信徒亦被株连。 消息传回冀州，张角迫于局势提前起义，他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地公将军，弟弟张梁人公将军，率众揭竿而起。起义之火迅速蔓延至八州，几乎覆盖了东汉大部分统治区域。黄巾军以农民为主体，因此后世多将其称为农民起义。然而，中国古代农民性格隐忍，除非被逼到极限，否则很少舍弃家园和家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逼迫他们举起刀兵？请看下期：大灾变，东汉末年的天灾与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