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地主阶级是在社会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才产生的，在中国古代，它不仅与铁制农具、养牛等社会生产力相适应，而且与土地私有制、

个体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这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历史现象。秦朝的地主阶级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因此与其他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相比，他们有许多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当时军功地主的兴起。

在奴隶制向封建主义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政治条件来强化自身并使其制度化。

封爵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是商鞅变法确立的，是在地主中形成和培养军事成就的一种政治制度。

一、秦代的赐爵制度

秦国创立军功制，目的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由于其爵级层次众多，能够最广泛地激励大家发挥自己的力量，上自将相大臣，下至百姓士卒，

都有立功受赏的机会。而获爵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建有战功，赏赐则不尚虚荣，一概落实在土地税邑等的授予与官职地位的升迁上，他们或者成了地主，或者变为各级官吏，从而满足了广大将卒的共同欲愿。

秦代的地主阶级，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军功地主为主，而军功地主的最大特点也即他们在整个秦代地主阶级中数量较多，所占比重较大。

秦白商鞅变法以来，实行赐爵制度，培植了大批的军功地主。在社会形态更替时期，以土地赏赐给立功和有劳者，这与新兴地主阶级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封建经济体制相适应。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的需求着重在奴役人身，即希望获取更多的奴隶，在封建社会，地主的需求则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

更多的土地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封建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商鞅提出“民不得无田”的理论观念，实际上正是封建经济的突出反映。

当时秦欲巩固封建制和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就必须富国强兵。富国之道在于重农尽地利，

强兵之道在于赏功劳赐土地。所以，秦国采取了赐爵制度，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他们首要的特点就是承认私有土地存在的事实。

《摇律》记载：“其近田恐普及马牛出食家者，县裔夫才兴有田其旁者，无贵双，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

在苑囿近处有私人的田，田主人有贵贱之分，川了多少之别，

为了防止苑囿内的兽或马牛吃了私山上的庄稼，县贵夫应组织田主，以私田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课各田主出人筑土围子。

故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除了部分人是通过其他途径，例如购买、继承、垦荒、巧取豪夺等获得土地外，

大部分新上升为地主的人，获得土地的方法都是军功或劳绩，也即通过赐爵制度获得。

根据《商君书·境内篇》，立一等军功，可赐爵一级，获土地一百亩，住宅地九亩。另外，还能获得劳力一人，

即获爵一级，便“一除庶子一人”。获爵越多，所获上地、劳力越多，也就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当时战争频繁，立功者多，赐爵踢土地也多。

秦的赐爵制度规定有高低爵之分，低爵者当然只能是中、小地主，甚至是自耕农。因为一些有爵者原无土地，

或者原有上地不多，获爵一级也只受百亩土地，低爵者在有爵者中是多数，而爵位越高，人数越少，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军功地主在秦代整个地主阶级中占较大比重。

二、军功地主的特权

军功地主享受的各种特权颇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同层次的非军功地主要高。两者之间，由于同是秦代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

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又由于所享受的特权不同，又存在着不少区别。在秦简中，军功地主与非军功地主的区别，反映在四个方面。

其一，选官优先权。秦的赐爵制度本来就具有爵与官合一的特点。不过，官有员而爵无员，做官者往往有爵，有爵者却不一定皆为官。

秦简中出现的各有爵者，例无职称，虽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未担任官职，不过其中不少未曾担任，则是可以知道的。如《封诊式·胶妾》中的“某里公士甲”，便是“某里五大夫乙家吏”，而非政府官员。

《韩非子·定法篇》记载：“商君之法日‘，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在这种候选人较多的情况下，任免官吏时，有爵者便比无爵者享有优先权。在任命官吏中的“佐”时，士伍只有壮年才能担任，新傅年轻者不行，

但有爵者则不受此规定的限制，特意指明的只限制士伍。在此，有爵与无爵显然便有区别了。不过，当时任佐、史一类低级官吏的人中，也了川午多无爵者，担任佐史的人，有爵者与无爵者皆有。

其二，摇役复除权。根据秦简所记载，秦官府向人民征收各种田租赋税和征发各种摇役。秦简中征发的摇役，标准很复杂，名堂也多，

田租赋税和摇役，不仅一般人要负担，中、小地主也同样必须负担。但是，军功地主则享有一定的豁免权。秦的赐爵制度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合一的制度，获爵者既蒙赐与土地、劳力，又有复除役的特权。

其三，降免刑罚权。有爵与无爵犯同样罪而在处罚时有区别，

有爵者可以爵赎已罪或亲戚、或为官府奴隶“隶臣妾”者，等等，在秦简中有许多反映。

其四，高爵者显要的社会地位。据《史记》卷《商君列传》，当时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所占土地数量的多寡，以“尊卑爵秩等级”为准，可见有爵的军功地主，特别是高爵军功地主显要的社会地位。秦简《摇律》便将苑囿近处的田主以田的“少多”分作“贵贱。

秦简反映出这些人常常“匿户”、“匿田”，正是董仲舒所说“田连仟佰”，“撷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富者”、“豪民”。

在统治机器中，他们占据重要地位，发挥巨大作用，控制着政权，是所谓“宦者显大夫”。可见高爵者有十分显要的社会地位。

三、非军功地主和有爵无地者

秦代与军功地主并存的还有非军功地主，在秦简中也充分反映了出来，形成军功地主与非军功地主并存的特点。

秦代存在许多非军功地主，他们与军功地主并存，组成秦的地主阶级。他们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如蓄奴、私有土地和财产受法律保护、人身安全受保护等。

秦代赐爵制度规定赏爵一级，赐给一百亩田和九亩住宅地，以次类推。获爵高者，或原有土地多者，或另有他途获得土地者，

便进入地主行列，如果获爵者原无土地，或土地不多，爵级又低，便进入白耕农阶层。所以，秦代立有军功或因劳绩而获赏爵级者，并不一定都成为地主，而因多种因素仍是普通农民，甚至还可能受人役使。

《商君书·境内篇》记载：“高爵罢，无给有爵人隶仆。”

有爵者，特别是其中低爵或罢爵者，可能被人所役使，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奴隶，只有高爵者罢爵后受法律保护，不为人隶仆。

同时又说明立功劳受爵者常因各种原因罢爵，因而不能上升为军功地主。佐、史之类的小官吏也有私卒，傲高爵者或较高职位官吏的“家吏”、“私吏”、“私卒”，证明有爵者并非都是地主。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不会太高。

秦代立功者若有以下四种原因，便不能成为军功地主一是归爵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二是“隶臣妾”立功而归公士爵免妻为“隶妾”者，

三是“工隶臣”由于手工艺技术较好，官府作坊不可缺少此人，立功仍令为工者，四是有罪者，包括已获爵归爵以免刑和尚未受其赐及爵者。

因而，秦代立有军功或劳绩者，不一定都能按赐爵制度的规定受爵级和土地，

受了爵级者也并非都能成为地主，享受军功地主所能享受的政治、经济等特权。

结语

上述秦简所见秦代军功地主的特点，并非其全部特点，但仅此数项，也使我们认识秦代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秦代地主阶级的阶层构成与矛盾、土地所有制形式、社会经济状况等，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对于秦简所见秦代军功地主的特点加于更深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