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9月18日，抚顺战犯改造所的广场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等着听一项重要广播。

在九一八这一天，人们听到了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

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将对一些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

广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开始自发地讨论哪些人能被特赦，只有溥仪在一旁，丝毫不感兴趣。

“能被特赦的都是人民批准的，但对我来说是不会有这事的。”

两个月后，特赦大会召开，溥仪仍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他的名字：

“爱新觉罗·溥仪，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溥仪一下子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的事却在短短几秒内出现了。他慢慢站起来，缓缓走到主席台前，眼含热泪地接过那张特赦证书，这一刻，他迎来了“新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53岁，孤身一人，在以后的岁月里，

溥仪实现了

“从皇帝到公民”

的转变，重新成家立业，安度晚年，周总理是直接推动者。

第一次见周总理

1959年12月14日，溥仪特赦抵京的第五天，他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中南海西花厅里，杜聿明、宋希濂等首批特赦战犯齐聚一堂，他们都笑着，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当周总理、陈毅等领导人走进会客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总理示意大家就座后，一个个地攀谈起来。

当周总理问起溥仪的近况时，他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拱手的姿势。周总理看他十分紧张，有意缓解他的情绪，就风趣地说：

“请坐吧，你们满族那些繁文缛节可要丢掉哦，要是在大街上，一看到这些，我就知道他是个满族人。”

说完，大家都笑了，溥仪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但他还是很拘谨。在谈话中，溥仪多次提出过去的自己“有罪”，一再检讨自己。周总理笑了笑说：

“在改造的时候，你已经检讨很多了，不必再检讨了。”

周总理对首批特赦人员有很高的期望，他说：“你们是标兵，要经得起考验，坚定民族立场、人民立场。”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120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讲到这儿，周总理的目光忽然转到溥仪身上，

“溥仪先生，你也可以证明现在比你们那时要好吧？”

溥仪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周总理继续说：

“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周总理寓意深刻的话在溥仪的心中卷起万顷波涛，他回想起自己充当日本傀儡的那段日子，很是愧疚。

“溥仪先生，”周总理打断了他的沉思，“清末时你才才两三岁，那时你不能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

“清朝灭亡后，满族人纷纷改名换姓，都不敢自称满族人。如今，大多数人都恢复了姓，也愿意承认自己是满族人了。

如今的中国，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庭。

”

听着周总理的谆谆教诲，溥仪簌簌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周总理接见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溥仪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是祖国改造了我，我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总理帮忙安排工作

溥仪认为，出狱后，他就和一个普通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他从小生活在皇宫，锦衣玉食，什么都不用亲自动手，以至于什么都不会做。

他用暖瓶打水，有时候灌得太满，走路时洒出来，有时候灌完了却忘记盖瓶盖，最后变成冷水。

溥仪不会做饭，就去机关食堂吃饭。他不懂怎么用饭票和菜票，每次都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票，让工人自己拿。他也不会按顺序买饭，有时候买完主食，随便放到一张桌子上就去买菜，回来后就不知道哪一份是自己的，只好重新买一份主食。因此他的饭票花得特别快，工作挣钱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关于溥仪的工作，周总理曾打电话亲自过问。最初，有人建议把溥仪安排到故宫参加劳动，可总理不同意：“故宫那么多游客，如果每天都来看‘皇上’，怎么办？”思来想去，还是要根据溥仪的意愿来安排工作。

1960年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溥仪和他的家人，当面了解了溥仪的兴趣爱好、身体状况、知识基础。

周总理问：“你想做哪种工作？”

溥仪回答：“我想搞轻工业，在公社也可以。”

周总理说：“学工业倒是不难，车窗流水线都可以，只要你眼睛没有什么大问题就行。”溥仪一听，连忙摆手说：“那我不太行，我的眼睛近视700度。”

“那这种精密仪器的就不行了，我看找找研究所，一边学习一边做工，既能照顾你的身体，又能学点儿知识。”周总理又问：“你喜欢化学还是物理？”

“都不会，过去只学过孔家店这一套。”说着，溥仪眼睛一亮：“我读过中医书籍，也在医务室里实践过，能当个医生吗？”

然而这个意见却被周总理否决了：“你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什么，治坏了就有闲言碎语，这样不好。”

在谈话中，周总理了解到，溥仪最近在写自传，也读过四书五经，文史能力应该不错，于是他心里有了一番打算。

一个月后，溥仪拿着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报到。他要在这里待一年，半天学知识，半天劳动。在这里，溥仪被分到温室劳动，负责给植物浇花，劳动使他的体质变好，以前服药才能入睡的习惯也消失不见了。

一年的劳动结束，7名特赦人员被安排进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其他人都面露喜色，可溥仪却低头不语。原来，自从写完个人自传《我的前半生》后，溥仪就觉得没东西可写了，而且他习惯了在植物园劳动的日子，总觉得城市里不如植物园清静。

他给民政部门打电话，希望能够继续住在植物园劳动。民政部门把事情反映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给他特殊待遇，每星期可以去一次植物园。从此，溥仪成为了首批文史专员，他要

“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后代。”

建议溥仪再婚

1961年春节前夕，溥仪的弟弟溥杰出狱，周总理和邓颖超在自己的家中，热情地招待了爱新觉罗一家。溥仪的七叔，还有他的弟弟妹妹都来了。

谁都没有料到，周总理会开门见山，提起一个日本女性的名字。总理说：“嵯峨浩给我来过信，希望能在北京定居，与丈夫团聚。这次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嵯峨浩是溥杰的妻子，是一个日本人。他们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的牵线下结为夫妻，日军一直利用这一结合鼓吹“日满亲善”，还宣布他们的孩子将继承溥仪的皇位。

正因如此，溥仪对嵯峨浩的成见很深。更令他生气的是，溥杰和嵯峨浩婚后如胶似漆，感情非常好，因此兄弟二人开始猜忌，感情逐渐淡漠。

溥仪打心底里不希望嵯峨浩回来，可是他的妹妹们却和这个嫂子相处得很好。只是他们的身份特殊，如果跟日本人扯上关系，怕惹出什么麻烦。

“嵯峨浩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呀，在中国定居不太好吧？”

“可以让她回来探亲，但是以防不测，不能让她长期定居。”

可这时，溥仪的七妹韫欢提出不同意见：溥杰和嵯峨浩存在婚姻关系，就应该允许夫妻团聚并在北京定居。

听了韫欢的意见，周总理笑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顾虑，可以理解。日本确实侵略过我们，但是中日两国的人民的友好往来，我们也不能拒绝嘛。溥杰和嵯峨浩已经结婚几十年了，她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是你们的家里人，我们不但要欢迎她来，来了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可不许疏远她啊！”

这一席话说下来，大家都笑了，在座的人明确了总理的态度，纷纷转变立场，表示同意。周总理转向溥杰道：“既然大家没有意见，你就写封信吧，把妻子和女儿叫回身边来！”溥杰眼含热泪，激动不已，他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

看着溥仪还有些不情愿，周总理笑道：“你还没结婚吧？”他用很风趣的话语向溥仪建议道，

“你还得结婚啊!这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

听了总理的话，载涛大笑：

“还是让他婚姻自由吧！”

1957年，溥仪与“福贵人”离婚后，就一直没有再婚，甚至毛主席在接见溥仪时，也幽默地说：“皇上怎么能没有皇后娘娘呢？”

在文史专员周振强的撮合下，溥仪认识了女护士李淑贤。他一听对方是医务人员，就产生了好感。经过四个多月的恋爱后，溥仪与李淑贤结为夫妻，从此，溥仪的生命中有了一束光。

在李淑贤的陪伴下，

溥仪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家的温暖。

但是夫妻生活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些矛盾。李淑贤比溥仪小将近20岁，他一心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能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有个依靠。然而，溥仪的身体有缺陷，她的这个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周总理听说他们不能有孩子的事，在接见他俩时说：

“只要你们夫妻互敬互爱就好了，有没有小孩都可以嘛，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吗？”

和李淑贤结婚后，溥仪真正把自己当成一名丈夫。他十分珍爱自己的妻子，一有时间就和妻子出去逛街。两人每天都要共进晚餐，如果李淑贤在医院加班，溥仪都要去公交站接她回家，然后再一起吃饭。

李淑贤也不得不承认，溥仪对他的确非常好，这也让她慢慢放下了没有孩子的遗憾。

1967年10月，溥仪病重住院。因为身份的特殊，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直到被特赦后，他才真正得到自由。溥仪的后半生过得十分忙碌，可是他忙得很愉快、很舒心。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溥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好想再见周总理一面啊！

由此可见，他心里有多么感激和爱戴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