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6月18日，确定隋炀帝已死后，掌握隋朝首都的李渊，当机立断，在这个良辰吉日即皇帝位，国号为唐，也定都长安。当时天下群雄并起，李渊的大唐只是天下诸侯之一，连最强大的都算不上，但他还是选择了做开国皇帝。

同样在元朝末年，北方和南方小部分地区都在元廷之手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是在南京称帝，建国大明。

反观曹操，建安十三年统一北方，建安二十年拿下属于南方的汉中，可是直到建安二十一年才从魏公晋爵魏王，至死都是汉臣，没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和王朝。

不少人说曹操是真正的英雄，起码到死没篡位，虽说有所逾越，但还是臣子一列。其实，曹操并非不想做开国皇帝，他心里想得很，但是因为一个人的阻拦，所以未能实行，此人正是荀彧。

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起，曹操亲迎汉献帝刘协迁都许县，将东汉小朝廷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并开始施行“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借天子以纳人心”两大战略，把自己的统一大业和代汉大业，一步步推向顶峰高潮。

曹操表面上对汉帝十分恭敬，实则“化家为国、以曹代汉”的想法，早被以荀彧、孔融、杨彪为首的拥汉派看透。

荀彧、孔融、杨彪等闻名于世、有理想、有追求的士大夫们（他们在东汉朝廷权威未丧前入的仕，他们最初和最终效忠对象是汉天子，这一点对古人很重要），已经上了年纪，汉室正统思想深入骨髓，他们不想背上助纣为虐、助曹代汉的史书骂名。

更何况，无论在汉、还是在魏，他们的权势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何必背着千古骂名，参与到不是汉臣所为的篡夺行动中呢？

在消灭袁绍前，拥汉派对曹操是全力支持的，虽有二心，但没有做出过任何破坏。官渡大战结束后，志得意满的曹操，自领冀州牧，“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曹操想以冀州为基地，拓展自己的代汉业务。曹操问荀彧，此事可行否？

荀彧看得很明白，曹操是想做第二个“袁绍”。而这，是荀彧万万没想到的。荀彧深知自己等拥汉派，没有资格、更不能硬劝阻，所以摆出事实量得失，婉言相劝，要曹操不要做。曹操闻言，只得同意其看法，放弃这一想法。

而这，是荀彧所代表的拥汉派与曹操，明争暗斗的第一局，荀彧险胜一招。不久，曹操将提议“复置九州”的大功臣董昭，提为“千秋亭侯”。这与荀彧的“万岁亭侯”形成鲜明且意味深长的对比——曹操暗示荀彧应学董昭，拥曹代汉。荀彧沉默以对，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很多人都说，曹操“任人唯贤”的改革措施极好，是时代的文明之光。可实际上，这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基本平定北方后，为汉室朝廷权力洗牌，举起的一面正义大旗。

在“任人唯贤“的旗帜下，曹操轻松撰取拥汉派世族集团的世袭权力，安插忠于自己的亲信之士担任重要职位和爵位。曹操这招之高，逼得荀彧不能公开反对，杨彪只能称病请辞，让出太尉之职。

代汉大业在这时，已被曹操发展到废除三公、自任丞相、揽握大权的地步。为了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曹操亲自上奏，要为荀彧加官晋爵，要他与自己同升共荣。荀彧完全不把这些荣华富贵放在眼里，同时可是看穿了曹操的算计，所以推让了十余次，拒绝升爵。

自己的善意被荀彧拒绝，曹操也不恼火，继续进行自己的“废三公、任丞相”的计划。曹操进行得很成功，但同样引起拥汉派大臣的不满。孔融上奏恢复古制、赶曹操远离京师的举动，触怒了曹操。

曹操顿时失去理智，顾不得孔融的士林领袖、圣人后裔的身份，让人捏造种种罪名，把孔融下狱处死。这事，发生在曹操南征荆州、赤壁之战前。

这是曹操与拥汉派的公开决裂。曹操收荆州，那是手拿把攥，轻轻松松。可到孙刘联盟、赤壁之战时，曹操却是栽了个大跟头。交战过程中，曹操也发现了自己麾下以荀彧为首的智囊团竟然毫无作为。

也因为如此，从华容道逃出生天后，曹操仰天痛哭，连呼三声：“哀哉奉孝（郭嘉）！”曹操哀叹的是，自己被荀彧等拥汉派孤立，不为自己提供任何帮助，最终错失统一天下的最佳机会。

赤壁之战前，孙吴差点直接举国投降，可见曹操当时威势之重。江东若降，曹操完成一统基本没悬念了（那时的刘备就是个丧家之犬，不足为虑）。

建安十七年，曹操进魏公时，荀彧明确反对，遭曹操调离中枢，将其扣在自己的幕府，不给他效忠汉室的尚书令身份和职权。同年曹操征孙权，荀彧留守寿春，没几天便去世了。一说服毒自尽，一说忧郁而亡。

孔融和荀彧走后，东汉朝廷再无忠心汉室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