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忆鲁南战役，粟裕病倒，他代为指挥，粟裕秘书：不符合史实

世人皆知鲁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的辉煌战绩，却鲜有人知这场战役背后竟有如此多的争议。1994年，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在其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对鲁南战役的指挥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然而，这份看似可靠的＂历史记录＂却在日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陈士榘在书中声称，他在鲁南战役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粟裕病倒后接替指挥。但是，曾任粟裕机要秘书的徐玉田却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究竟谁的记忆更加可靠？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战役，其真相究竟如何？

一、陈士榘的回忆：自诩鲁南战役主角

1946年的冬天，华东野战军正面临着一场关键的战役。陈士榘，这位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将领，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

故事要从12月18日说起。那天，华野和山野两大主力刚刚在宿北打了一场胜仗。士气正盛的粟裕指挥部队南下，准备在沭阳以南伏击张灵甫的整编74师。然而，陈士榘却对这个计划心存疑虑。

在陈士榘的笔下，整编74师可不是一般的对手。这支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劲旅，让他心生忌惮。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脑海中形成——他要越过陈毅，直接向毛主席汇报。

12月22日，一封措辞谨慎的电报从陈士榘的办公室发出。这份越级上报的行为，在当时的军队体系中无疑是一步险棋。果不其然，当陈毅得知此事时，勃然大怒。＂你告我的状？＂陈毅的怒斥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然而，陈士榘并未因此退缩。在他的记忆中，毛主席的回电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12月24日，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到达。陈士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可能是我们的电报提出的问题事关重大，中央的同志也要经过慎重考虑才能答复。＂

这封电报成了陈士榘自信的源泉。他认为，毛主席不支持粟裕的战斗主张，而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这一刻起，陈士榘仿佛成了鲁南战役的主要决策者。

在陈士榘的叙述中，鲁南战役的战术部署仿佛是他一手策划。＂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特点，我提出的作战方案是：兵分两路，组成左右纵队，从南北东三面攻击敌人。＂他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更有趣的是，陈士榘还详细描绘了指挥体系的安排。他写道：＂王建安指挥右路纵队，我是左路纵队，跟华中野战军一师（后改为第四纵队）的行动指挥。＂至于粟裕，在陈士榘的笔下，似乎只是个替补队员，在王建安率部队回鲁中后才接手指挥右路纵队。

陈士榘的回忆中，自己的形象愈发高大。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指挥左路纵队在平山、石城崮、青山等地展开攻势。每一次进攻，每一次突破，仿佛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勇气。

战役进入第二阶段，陈士榘的笔触更加生动。＂我向陈、粟提出继续扩大战果，……乘胜发动了鲁南战役的第二阶段，由我指挥对峄县发起进攻，粟裕指挥对枣庄的攻击。＂在他的描述中，自己俨然成了与粟裕并驾齐驱的主将。

然而，故事的转折在1月17日深夜悄然发生。陈士榘回忆道：＂陈毅司令员把我叫了起来，说有急事。＂原来，粟裕病倒了，攻打枣庄的任务落到了陈士榘肩上。

在陈士榘的笔下，他不仅接手了指挥权，更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短短两天时间，在他的指挥下，顽强的枣庄守军土崩瓦解。1月20日13时许，整个枣庄战斗宣告结束，敌整编五十一师师部及其所属的两个团全部被歼灭。

二、粟裕秘书的质疑：直指不符合史实

陈士榘的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出版后，引起了军史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与鲁南战役亲历者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粟裕的前机要秘书徐玉田的质疑。

徐玉田，这位曾经跟随粟裕南征北战的老兵，在读完陈士榘的回忆录后，不禁摇头叹息。他拿起笔，给＂粟裕传记组＂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在这封信中，徐玉田毫不客气地指出：＂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宿北、鲁南战役都是他和粟司令各指挥一路，是不符合史实的。＂

这位老秘书的话语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坚持，更包含了对昔日长官的深深敬意。徐玉田在信中进一步阐述道：＂粟司令在指挥打枣庄时，身体很好，没有由陈士榘接替指挥。＂

徐玉田的质疑，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他的话语直指陈士榘回忆录中最戏剧性的一幕——粟裕病倒，陈士榘临危受命接替指挥的情节。

在徐玉田的记忆中，1947年1月的枣庄战场上，粟裕指挥若定，丝毫没有生病的迹象。他回忆道，当时粟裕正在指挥部里，熟练地运筹帷幄。地图上的每一个标记，都凝聚着粟裕的智慧；每一道命令的下达，都体现着粟裕的果断。

徐玉田还提到了一个细节，说明粟裕当时的身体状况。他回忆道，在枣庄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粟裕曾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没有丝毫倦意。这哪里像是一个病重之人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徐玉田还指出，陈士榘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战役指挥过程，与他亲身经历的情况大相径庭。他说：＂粟司令一直在前线指挥，从未离开过指挥岗位。陈士榘同志虽然也在场，但主要是协助工作，并非主导指挥。＂

徐玉田的质疑，不仅仅是对一个人记忆的否定，更是对整个战役叙事的重塑。他强调，鲁南战役的胜利，是整个华东野战军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非某个人的个人功劳。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徐玉田还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回忆道，在枣庄战斗最关键的时刻，是粟裕亲自下达了对敌军指挥部的突击命令。这个决定性的指令，直接导致了敌军指挥系统的瘫痪，为我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徐玉田还提到，在战役结束后的总结会上，粟裕亲自做了详细的战役回顾。他说：＂粟司令在会上分析了整个战役的过程，包括我们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方法。如果他真的生病了，又怎么可能对战役细节如此了如指掌呢？＂

然而，徐玉田并非是要否定陈士榘在战役中的贡献。他在信中写道：＂陈士榘同志作为参谋长，在战役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将自己塑造成主导整个战役的核心人物，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徐玉田的质疑，为我们重新审视鲁南战役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单一的个人叙述更加复杂和丰富。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凝聚着无数将士的智慧和勇气，而不应该被简化为某个人的个人功绩。

三、历史记录的矛盾：王德的两个版本

就在人们为陈士榘和徐玉田的说法争论不休时，一位名叫王德的老兵，无意中为这场历史公案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王德，这位曾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老将，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录，让本就扑朔迷离的鲁南战役更添几分神秘色彩。

故事要从1989年说起。那年的3月8日，一群军史研究者来到王德家中，进行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访谈。在那次谈话中，王德侃侃而谈，回忆起了鲁南战役的点点滴滴。他的话语中，粟裕的形象鲜活而生动。

＂打枣庄时我跟粟司令去的。＂王德如是说。在他的叙述中，粟裕是枣庄战斗的核心指挥者。他回忆道，粟裕如何运筹帷幄，如何果断下达命令，如何带领部队一步步攻克难关。王德甚至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战斗结束后，陶勇将缴获的周毓英的一辆全新吉普车送给了粟裕，而粟裕后来又把这辆车转赠给了陈毅。

这个吉普车的小插曲，不仅为严肃的战争回忆增添了一丝生活气息，更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它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是的，粟裕确实亲自指挥了枣庄战斗，而且身体状况良好，有余力接受和转赠礼物。

然而，仅仅8年后，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从王德口中诞生了。1997年，王德与黄野松（曾任陈士榘的秘书）合著了一篇名为《陈士榘在华东野战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德对枣庄战斗的描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文章中写道：＂粟裕指挥打枣庄，中途粟裕病倒，陈毅派他（陈士榘）去接替粟裕继续打下枣庄。＂这个版本与王德1989年的口述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与陈士榘的回忆录不谋而合。

这两个版本的出现，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对漩涡，让人不禁陷入深思。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是记忆出现了偏差，还是别有隐情？

有趣的是，这两个版本都有其独特的细节和生动之处。1989年的录音中，王德描述了粟裕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在战场上指挥若定。他甚至提到了粟裕在战后收到并转赠吉普车的小插曲，这些细节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而1997年的文章，虽然内容与陈士榘的说法一致，但也不乏具体的描述。文章中提到陈士榘如何在危急时刻接替指挥，如何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这些描述同样栩栩如生。

面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版本，军史研究者们陷入了困惑。有人认为，1989年的录音更接近真相，因为它是在较为轻松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回忆。而1997年的文章，可能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

也有人提出，1997年的文章可能更准确，因为它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写成的，而口述历史可能会受到当时情绪和记忆偏差的影响。

更有甚者猜测，这两个版本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和诠释。1989年，改革开放刚刚十年，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可能更加直白和朴实。而到了1997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历史的看法可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无论如何，王德的两个版本，为鲁南战役的历史叙事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可能并非单一和绝对，而是由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构成的立体图景。

四、新增元素：战时通信与指挥体系探析

在探讨鲁南战役的真相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关键因素：当时的战时通信与指挥体系。这些看似技术性的细节，实际上可能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重要钥匙。

让我们先来看看华东野战军的通信设备。在1946年至1947年间，野战军主要依靠电台和电话线路进行通信。有趣的是，当时的电台并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和便携。一台完整的电台设备，往往需要几个战士合力搬运。这意味着，主要指挥官如粟裕和陈士榘，很可能会共用同一套通信设备。

老通信兵李大叔曾经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的电台就像个小房子，里面塞满了各种仪器。每次转移阵地，都得几个人合力抬着走。有时候为了保密，还得把它拆开，分散携带。＂

这种通信条件下，指挥官之间的信息共享变得尤为重要。粟裕和陈士榘，作为华东野战军的核心指挥官，很可能会经常在同一个指挥部里讨论战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于谁在指挥的记忆可能会有所交叉。

再来看看情报传递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前线的情报往往需要通过侦察兵或地方工作人员传递。这个过程可能会耗时数小时，甚至数天。老侦察兵张叔曾经说过：＂有时候，我们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把情报送到指挥部。路上随时可能遇到敌人，所以我们都把情报记在脑子里，以防万一。＂

在这种情况下，前线指挥官的决策往往需要基于不完全的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像粟裕和陈士榘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可能会经常需要互相讨论、互补信息，共同做出决策。这种协作模式，可能让他们在事后回忆时，对于谁做出了关键决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关于战时指挥权转移的规章制度，我们也需要重点关注。按照当时的规定，指挥权的转移需要上级的明确命令。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允许现场临时调整。老政委王伯伯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指挥安排。但这种调整，事后都要向上级报告并获得认可。＂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粟裕真的生病了，陈毅是否有权直接任命陈士榘接替指挥？按照常理，这种重大调整应该需要更高级别的批准。但在紧急状况下，陈毅作为前敌总指挥，确实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战役中的指挥变更案例。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指挥该战役的粟裕因身体原因短暂离开指挥岗位，由其他将领临时接替。但这个过程是有明确记录的，并且在战后的总结中也有详细说明。

老战士刘大爷回忆道：＂在孟良崮战役中，粟司令确实有一天没来指挥部。但第二天一早，他就又出现了，而且精神更好了。那次临时调整，我们都知道，因为有正式通知。＂

对比鲁南战役，如果真的发生了指挥权的转移，按理说应该会有类似的通知或记录。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那个年代，重要的战役往往会有专门的记录员。这些记录员的工作就是详细记录每一个重要决策、每一次指挥调整。老记录员钱叔曾经说过：＂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一个命令、每一次变动都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后来成了编写战史的重要依据。＂

如果鲁南战役中真的发生了指挥权的重大变更，按理说应该会在这些记录中留下痕迹。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记录被公开。

五、真相的追寻：历史记忆与个人叙事

在鲁南战役这场历史公案中，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真相？是陈士榘笔下的英雄形象，还是徐玉田口中的真实粟裕，抑或是王德两个版本中的某一个？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回忆录写作过程中的潜在偏差，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以陈士榘的《天翻地覆三年间》为例，这本回忆录是在1994年完成的，距离鲁南战役已经过去了近50年。半个世纪的时光，足以让许多细节在记忆中模糊，甚至产生偏差。

老史学家张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忆录是一面镜子，它既反映历史，也反映作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可能会不自觉地美化自己的形象，夸大自己的作用。这并非是有意欺骗，而是人性使然。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大爷，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发言。这个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经过史学家们的考证，发现王大爷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根本没有资格参加遵义会议。后来王大爷承认，这可能是他把自己在连队会议上的发言，误记成了遵义会议。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即便是亲历者，他们的记忆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这种记忆的偏差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

那么，战争亲历者的证言又有多么重要呢？答案是：非常重要，但也需要谨慎对待。

以徐玉田对粟裕的回忆为例。作为粟裕的机要秘书，徐玉田无疑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人之一。他的证言为我们还原当时的情景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作为粟裕的下属和追随者，徐玉田对粟裕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崇拜之情，这可能会影响他对事实的解读。

老军史专家李教授曾经这样说：＂亲历者的证言就像是拼图的碎片，每一块都很重要，但只有把所有碎片拼在一起，才能看到完整的图景。＂

这就引出了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三个方面：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的结合。

档案材料，尤其是当时的作战记录、电报往来等原始文件，无疑是最可靠的历史证据。然而，仅仅依靠档案材料，我们可能会失去历史的温度和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口述历史变得如此重要。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研究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时，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官方的作战记录显示，这场战斗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然而，通过对参战老兵的采访，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档案中没有记载的细节。比如，有位老兵回忆说，当时有一名日军军官在投降前销毁了重要文件，这个细节在官方记录中是没有的。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档案研究和口述历史的结合，能够让我们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历史事件。

对于鲁南战役来说，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除了陈士榘的回忆录、徐玉田的证言，我们还需要查阅当时的作战记录、电报往来，以及其他参战人员的回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老军史学者王教授曾经说过：＂历史就像一幅巨大的织锦，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其中的一根线。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线编织在一起，还原出历史的全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对于任何一种说法，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完全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以事实为依归，以证据为基础，通过多方印证，最终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