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和以分封贵族为主的政体。

王被作为三代最高统治者的专称，并形成以王为核心的王权制度。王权制度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当时，“王”这个名号是如何出现的？它代表着什么？它有什么权限？

最初，夏代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是被称为“后”，因此，夏启被称为“夏后启”，以后的继承人太康、仲康、相等也被称为“后”。

夏代最初几个君主不称王，而称为“后”，是因为奴隶制国家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中脱胎出来，还带有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

当时的君主是以祖宗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力，号令各个部族的，俨然是一个大家长兼大头领。

而“后”，最初的意思是生育，亦有祖先的意思。

夏代之初的100多年里，国家的体制没有完全稳定，还保留着部落联盟的一些特征。

无论是夏的内部还是在其他部落，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

直到少康重建夏朝，奴隶制国家才完全确立起来，到此时夏的统治者开始称“王”。

“王”字从其本义上来讲，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是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之间的人。

这是说天下的一切都应该属于王，所以《说文解字》中说：“天下所归往也”。

从历史发展看，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领就是专制君主的前身。

在当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的出现，以掠夺为目的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自身权力的不断增加。

这些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批贪图掠夺品的勇武之人，使他们成为亲信，即所谓的“扈从”，而这“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韩非子·五蠹》），“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秦策一》）。

由此可知，王同军事有关，这说明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君王是由部落战争的军事首领转化过来的。

我国的王权起源于父权社会，我国古代君主之所以被称之为“君”，也是父权的集中反映。

从文字学来看，尹字与甲骨文中的父字近形，有父辈掌权的意思，君字从尹从口，表示君是诸尹中的最尊者（《甲骨文字集释》），可以用口来指挥尹。

王被称为“天子”，表示自己是上帝的元子。

周取代商，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而“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

这说明王是因为被认为具有了天子和民之父母的双重身份，所以才有被认可的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力。

夏商周存在着严重的宗法制。

宗，就是人们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是国家从血缘关系发展为权力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伊训》）的统治原则能够得以确立。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地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神的崇拜往往限于生殖、祖先等具体的崇拜对象，血缘关系存在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种无所不管的神权，所以王很快地与神并列了，甚至王本身就代表神。

如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曾说：“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新序·刺奢》）。

他们把天日同自己的统治并列，甚至可以“僇辱”天神，“卬而射之”，可算是一种异常现象，但神被人为地利用，作为君王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是由来已久的了。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奴隶制国家无比看着祭祀，但所祭祀的是宗庙社稷。

宗庙是古代君王、诸侯、大夫、士为维护宗法制而设立的祭祀祖宗的处所，王的宗庙建立在国都的中心，社稷是指谷神、土地神。

可见，当时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宗以及人们生存所需的土地和食物。

所谓祭天、祭地、祭祖先，其实是包括了天、地、人，而王则是唯一贯穿于天地人之间的超人，这就明白地反映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统治服务的实际动机。

奴隶主阶级完全垄断了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神的旨意，再配合暴力统治，这正是夏商周三代最显著的特征。

所以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自己是“恭行天罚”，对部下们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

商汤伐夏时说：“予畏上帝，不敢不征”（《尚书·汤誓》）。

周武王伐纣时也表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尚书·泰誓上》）。

他们都把自己推行的重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奉天之命，用以鼓励和约束麾下的部众，以此要求他们服从指挥。

宗庙社稷本来是以宗教面貌出现的，但后来宗庙、社稷分别被作为国家的代称，就足以说明神权是由政权控制的。

王通过誓、诰、命、训、令等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通过召、使、告、呼等形式来传达自己的命令，在适当的时候以“会”的方式召集诸侯们来声明自己的意图。

禹在征伐三苗时“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尚书·大禹谟》）。

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予誓告汝”（《尚书·甘誓》）。

“誓”作为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方式得以确立，在《尚书》中有《甘誓》、《汤誓》、《泰誓》等篇。

随着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的方式逐渐用于不同的政务。

例如，誓用于军事，诰用于申诫，命用于命官任职训用于指导，令用于日常事务，都是君主所常用的命令方式。

不同的命令方式，采用不同的传达和贯彻方法。

例如，召是用于有一定地位的宗室贵族和诸侯，“天子召而使之也”（《公羊传·庄公元年》）。

呼是用于臣下，“呼，召也，号也”（《说文解字》），有驱使之意。

使是王派出传达各种命令的人，“使者令也”（《说文解字》）。

告是告知，多用于祭祀和诸侯方国，“告于皇天后土（《尚书·武成》），“告于诸侯”（《左传·宣公十四年》）。

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是按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加以区别的。

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还表现在能够会合诸侯按王指定的地点开会，运用王的权威来申明自己的意图，迫令和诱使诸侯按王的意志办事。

相传“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左传·成公三年》）。

此后三代有名的朝会，在“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成公三年》）。

这些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召集各诸侯的大会盟，通过大会盟以表明天子对诸侯的君臣名分之礼，明确互相之间必须遵守的宗主关系以及朝贡的义务。

同时，天子还可以对不服从自己的诸侯采取更强力的处置手段。

当然，这有时也会导致一些诸侯的反叛，据史载“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如果在朝会时遇到有反叛者或拒绝朝贡者，王可命令诸侯会合王师一起去征伐。

在夏、商、周三代，每个王继位以后，都要在适当的时候朝会诸侯，而每次朝会规模的大小，视王朝当时的权力和军事实力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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