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物质文明方面。 最近晚上在看孩子的时候，闲得无聊，我随手翻开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边听故事，一边感受那种久远的伦敦气息。这本书讲述的案件发生在1875年至1907年间，正值英国殖民帝国的巅峰时期。故事通过缜密的细节，将当时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写实程度令人惊叹。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那时的英国似乎是文明、自由、富足、先进的代名词。然而，读书的过程中，我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彼时，伦敦的街头主要交通工具依然是马车，街上马粪随处可见，臭气熏天。李·杰克逊在《肮脏的老伦敦》中生动描绘道：基本上伦敦街道是由马粪铺成的。成千上万的马匹在城市中劳作，这对街道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污染。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并未找到有效的清理办法。 伦敦街头流浪儿童比比皆是。福尔摩斯的少年侦探团正是从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中挑选的。华生初次见到这些孩子时，笔下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衣衫褴褛的孩子。书中描写的有钱人，多数并非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而是世袭的伯爵、侯爵、勋爵们，拥有华丽的庄园和十几个仆人。相比之下，福尔摩斯虽然毕业于剑桥大学，三十多岁时却连房子都租不起，他正是在寻找合租人时结识了华生。

有些记者出身于名校，却因收入微薄不得不另谋生路。书中的歪唇男人，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大学，却因月薪不及街头乞讨者而改行成为乞丐，最终反而走向富裕。平民出身的富人，财富多来自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有的是剥夺当地土著贵族的财富（如《四签名》），有的则是抢劫其他白人（如《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在海外殖民地，英国人与土著矛盾激烈，英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射杀土著，而一旦落入土著手中，必遭残酷折磨（如《驼背人》）。 海上救援的落难者也未能幸免，他们往往被迫交出财产，最终遭到杀害（如《黑彼得》）。伦敦本土的罪案更是层出不穷，抢银行、商业诈骗、盗窃、敲诈贵族，甚至路上拿着活鹅回家的人都可能被混混抢劫（如《蓝宝石案》）。街头穷人居无定所，靠零工糊口，疫病横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室贵族的奢侈挥霍。波西米亚王储为了福尔摩斯偷取一张亲昵照片，一出手就是2000英镑，而当时一名家庭教师的年收入不过60—80英镑。

我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当时的英国医学虽已进入近代阶段，却普遍对晕厥症状的治疗方法是灌白兰地，这在书中屡见不鲜。我不禁怀疑，这真的是所谓文明、富强的象征吗？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那时的伦敦，与老舍《茶馆》中描绘的晚清社会，其实并无本质差异。 不仅《福尔摩斯》，许多文学作品也能反映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真实状态。《麦琪的礼物》《雾都孤儿》《凡卡》，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描写了西方普通阶层的艰难生活，其实与东方并无本质差别。即便20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也未能让所有人富足，受益的依旧是少数持有资本与特权的人。清朝灭亡几十年后，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依然未有明显改善，美国摄影师迈登斯二战期间在国统区拍摄的照片，可见一斑。

从精神文明角度看，我对西方文明、先进的说法实在不以为然。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我们几千年前的儒家经典里早就有。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就是西方的虚君体制与人权保障吗？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不就是现代西方的普选理念吗？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说明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若能保障失业者温饱，他们才能心无旁骛地关注政策，否则只能为生存奔波。西方之所以能够实施保障措施，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基础雄厚。

发达国家主要分四类：第一类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土地广阔，人口稀少，自然资源充裕，民众不必特别勤劳也能富裕；第二类是西欧国家，历史上通过殖民、战争积累了巨额资本，战后通过产业分工、科技垄断进一步巩固优势；第三、第四类略去不谈。归根结底，清朝的落后，并非文明落后，而是实务落后——统治者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官僚体系腐化，军队战斗力低下。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落后并非技术层面。自洋务运动起，清军的装备迅速现代化，洋枪洋炮大量引进，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纷纷仿制西方先进兵器，甚至在十九世纪末已装备马克沁机枪。然而，甲午战争中，清军仍以30:1的战损比败给日军，这充分说明了指挥与组织的失效，而非技术落后。 从同治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间历经三代领导集团：慈禧集团、袁世凯集团、蒋中正集团。无一例外，这些领导者缺乏雄才大略，改革勇气有限，外交战略短视，对国民缺乏信任，更最关键的是——不会打仗。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经济内政一团糟，但拿破仑能打赢仗，夺回黄金，调配资源，给百万贫民就业机会，还能让他们领略欧洲风情。而我们百年间，却未能出现如此人物。加之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军队混乱，即便拥有先进武器，也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这，就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