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后，电视剧《亮剑》主角李云龙的原型人物之一——13兵团49军军长钟伟，他的部队在湖南青树坪战斗中了白崇僖的埋伏，形势紧急，在他的部队中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下令撤退。钟伟不愿就此丢失阵地，主张坚守待援。陈伯钧说，我是副司令，必须听我的。钟伟火了，用手枪指着陈伯钧的前额，说，谁敢说撤，我就跟谁玩命！

这个段子写得活灵活现，给人印象深刻。

钟伟的“李云龙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

但，这个段子是假的，根本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即钟伟在青树坪战斗失利时，陈伯钧是12兵团的副司令及45军军长，正在指挥45军进行衡宝战役，并且获胜受到了嘉奖。

13兵团49军军长钟伟怎么可能用枪指着12兵团副司令及45军军长陈伯钧呢？

完全是无稽之谈嘛。

说起来，陈伯钧可是毛主席的心腹爱将，很早的时候，就追随毛主席了。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时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生的陈伯钧原本是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的，但在九江被张发奎拦截住了。于是，他转而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

该年，陈伯钧才17岁。

毛主席收编袁文才和王佐那会儿，最先就是派陈伯钧去做这支农民自卫军的改造和训练工作的，后来才改派了何长工。

根据开国上将陈士榘口述的《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主席》里面的记载，说，1928年3月，陈伯钧随毛主席率领1团胜利攻克酃县后，搞到了一支手枪。时任教导队长的吕赤看见枪已经上锈，扳机都勾不动，就开了句玩笑，说这支枪已经成了废铁了，扔了算了。陈伯钧不服，把枪的弹簧、撞针等零部件都用煤油擦拭了一番，扳机慢慢活动了。他便把枪举起，用手勾动扳机，本意是想让吕赤看看，枪是好枪，扳机可以动了，哪知，枪里面还压着一颗子弹，子弹被扣发，“砰”的一声，打中吕赤的前额。吕赤应声倒地，意外身亡。

不用说，这是一件失手伤人事件。

吕赤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兵委员会的人不由分说，锁拿住陈伯钧，声称“杀人要偿命”，准备枪毙陈伯钧。

毛主席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心情十分沉重。

他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这是一桩误伤人命案，不能因为损失了一个黄埔四期生，再搭进一个黄埔六期生。

最后，在毛主席的主持下，陈伯钧被罚打手心，保留下了一条性命，为革命作贡献。

陈伯钧也因此时时勉励自己，行军打仗，样样争先。

1929年1月，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陈伯钧英勇奋战，腿部中弹，一度被俘。

在敌人的狱中，他表现出了革命人应有的节气。

该年5月，陈伯钧被营救出狱后，任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继续奋战在一线。

在1930年2月的水南战斗中，陈伯钧的腿部再次负伤，但他咬牙追击逃敌，凯旋而还。

之后，他担任红15军军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等。

1932年10月，陈伯钧因为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导的不满，被降职为十三师师长。但他宠辱不惊，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战连捷，从而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他本人获二等红星奖章。

毛主席曾大赞：“十三师万岁！”

在万里长征初期，十三师充当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拼死抵挡追兵，掩护兄弟部队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

多年以后，时任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评价说：“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

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也曾感激万分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渡过湘江后，因为部队严重减员，八军团建制被撤销，陈伯钧接替了刘伯承任五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在长征中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被称为“红军铁流后卫”。

不用说，在军事上，陈伯钧是个难得的将材。

在政治上，陈伯钧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一生紧跟毛主席。

1932年10月，他就因为坚持毛主席的路线，一度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免去军长职务，先调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后任十三师师长。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35年7月，陈伯钧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无畏无惧，勇敢地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

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实现了会师，中革军委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将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而在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和毛主席的北上方针之争中，陈伯钧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他在9月8日面见张国焘，警告张国焘“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差点被张国焘 “当场击毙”。

张国焘一条道走到黑，不理会陈伯钧的忠告，于9月9日发出了一封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造成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南下的分头行动。

此后，陈伯钧也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包括坐骑被抢，望远镜被扣，马夫被打，警卫员被整等等，陈伯钧本人甚至被免职，后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陈伯钧率先把张国焘搞分裂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萧克和王震，从而打破了张国焘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封锁和欺骗。

在陈伯钧和朱老总、贺老总、任弼时、刘伯承、王震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率军北上。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主席曾亲笔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

补充一下，毛主席写这封信时，陈伯钧已调任为了红二方面第六军团军团长。

陈伯钧因此成为了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任过职的为数不多的红军将领之一。

对于陈伯钧这位“干才”，毛主席着意栽培，用心浇灌。

在延安，毛主席与陈伯钧见面机会很多，但还是经常有书信来往。

现在还可以查到毛主席在1937年10月9日写给陈伯钧的一封信。信中异常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

还有一封，是毛主席于1941年9月写的，里面惇惇教诲陈伯钧“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

……

正是有毛主席的精心栽培，陈伯钧不但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还在1962年9月接任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这可是之前由刘伯承元帅来担任的职务。

老实说，陈伯钧固然是文化程度高，读过黄埔军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正因为他跟随毛主席的时间很长，受毛主席的熏陶和教育，不但军政双优，还磨炼出一支过硬的笔杆子。

在战争年代，他就编写过《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等教材；撰写过《论运动防御》《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等文章；还撰写了《八路军简史》、《参谋长工作讲授提纲》等著作。

最难能可贵的是，从1933年起至1950年这长达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作战间隙，还是行军路上，陈伯钧一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粟裕大将语），并时时闪烁着许多神似毛主席那种豪迈冲天的诗句、语句，让人感奋、钦佩。

由于这些日记是以一个革命战争参与者的视角来记述的，基本涵盖了这十几年内发生的革命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被学术界评价为“党史、军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另类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