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经学教育的否定，让儒学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在当时有一个概念“打倒孔家店”，这是追溯近现代历史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到底是“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诸多讨论，其中涉及到怎样评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胡适、吴虞、易白沙、钱玄同、鲁迅等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反对孔教、反对礼教、反对旧文化的鲜明印记，这些进一步瓦解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

“打倒孔家店”的提出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股著名的文化思潮。很多学者通过梳理当时的史料，对这一概念提出了相应的质疑。陈卫平教授认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文化转型的误识，是一个误区。五四文献中从来没有过“打倒孔家店”这五个字。

也有学者从“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这两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认为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的“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其实，这些观点很多都带有站在今日立场“回望古人”的意味。

改革开放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领域的解放重要的落脚点就是“重新评价孔子”，学界对于孔子思想的评价出现了新的立场和方向，站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角度，孔子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合理和公正的解读，这些反过来影响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现实来看，“打倒孔家店”非常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当前学界一般认为胡适是最早明确提出“打孔家店”的人。1921年6月，胡适在《晨报副刊》上赞扬“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胡适认为吴虞就像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到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折脚”。吴虞显然就是勇敢的站出来清理这些“孔渣孔滓”的清道夫。

吴虞和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两人都从“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这一主题切入来批判孔子，吴虞主要是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从西方法律思想，中国诸子思想与六经和封建社会各种律例的不同来入手进行对比，然后展开批判的，这种科学的方法得到了胡适的大加赞赏。

胡适认为判断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应该研究他究竟在历史的现实中发生了哪些影响。比如说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哪些礼法制度，这些礼法制度产生了哪些效果，增长了或者损害了哪些人生幸福，造成了哪种国民性，助长了进步还是阻碍了进步。

从这些问题展开对照，显然孔子思想产生的礼教观念和依附于孔子思想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是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着力批判的重心所在。

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要的理论阵地展开对孔子思想，尤其是孔教的批判。此时正值袁世凯尊孔复辟，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创建孔教等组织，孔子思想与封建专制结合在一起沉渣泛起。

当时还有一批以康有为、顾实为代表的孔子思想的卫道士，认为大同思想，四教四绝等儒家好的方面才是孔子思想的真精神，否定礼教等封建腐朽观念源自孔子，而把礼教等内容看做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儒家后学曲解孔子形成的学说。陈独秀对这一观点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反驳。

在《答常乃惪》一文中，他说道：“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

胡适也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那些吃人的礼教制度不去挂其他的招牌，而偏偏喜欢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适认为正是因为孔子思想蕴含着封建礼教的元素，以经学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中有着封建专制理念。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孔子的忠君顺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论述都是后世礼教异化的根源。

于是胡适提出：“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显然，“老店”是指孔子的思想观念，而“冒牌”的则是指后儒打着孔子名义开的新店，而新店、老店都是应该打碎，捶烂的。

很多学者将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视为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的开始。在这篇文章中，易白沙认为孔子学说在春秋末年，虽然称为显学，但是只是九家之一，对于打破世卿世禄制度，提倡均贫富，扫除阶级弊病都有很强的进步作用。

筹安会的出现

汉武帝以后，历代独夫民贼和一些“筹安会”学者打着孔子的名号，以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从而使得“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于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斫丧人心，腐朽学问”。当然，孔子之所以成为野心家的傀儡，也是因为孔子思想中有一些成分容易被人利用。

例如，孔子尊君权，漫无节制，易演化为独夫专制。孔子主张人治，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些导致天子超越法律道德之外。其次，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引起思想专制。对于思想异端少正卯，三日尸于朝，压制不同意见。

第三，孔子很少有绝对主张，易为人所籍口。比起墨家和法家，孔子的中庸类似滑头主义和骑墙主义。第四，孔子重视做官，不重视谋食，容易进入民贼的牢笼。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易白沙的这些批判非常切中要害，孔子的学说与后世的独夫民贼和专制主义连接在一起，有其必然性。

“打倒孔家店”这一股社会思潮，显然是在袁世凯尊孔祭天，最终称帝，康有为倡议立孔教为国教，并试图写入宪法等这一系列复古逆流之上形成的。

陈独秀就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写道：“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三纲之说）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都已经看到了孔子与封建专制文化之间的天然联系，各种打着尊孔、祀孔名号而进行的封建复辟丑剧更进一步加深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阶层对孔教的厌恶程度。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高峰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批判和审视，这种在今天看来有些“矫枉过正”的批判，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生活态度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意义。

徐顽强就认为：“当我们重新回顾和评价时，有学者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应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正名为打倒‘孔家店’。这种用改变历史事实的方法来求证五四文化先驱者对孔子的态度与现在对孔子所做的科学评价之间的一致性，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动态、西方思潮、文化冲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平和正确的评判孔子不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的使命是打碎困扰中国千年的“铁屋子”，让国民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文化洗礼。正是鲁迅《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和借狂人之口说出的礼教“杀人”才激励了一代国人的奋争意识。“打倒孔家店”显然也是这样意义巨大的口号，掀开了深度批判传统文化、全面反思民族文化的序幕。

从反对孔教到解构传统

“打倒孔家店”的一个重要靶子就是民国初年创建的“孔教会”。1913年，国会为中华民国制定宪法做准备，陈焕章、梁启超等社会名流上书参政两院，请求在宪法上定孔教为国教。

陈焕章等认为：“惟立国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准，定于宗教。中国的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的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

从当时孔教会的发起人来看，陈焕章、麦孟华都是康有为的学生，陈三立、沈曾植等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一批具有进士功名的社会名流参与其中，很多军政要员亦广泛参与，加之袁世凯的赞同，孔教列为国教成为一时的热点。

1913年10月，国会否定了孔教为国教的议案，随后做出了折中的安排，在国民教育中，将孔子之教作为修身大本。

结语

总的来说，尽管有广泛的社会名流参与支持孔教，但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宣扬，孔教因其与封建专制之间的连接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排斥，这也说明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以后，儒学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