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5日深夜，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袁世凯病情危急，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接到电话之后，马上赶到位于中南海的居仁堂，他们要在袁世凯去世之前聆听遗嘱。

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不仅是北洋政府的四位核心重臣，同时也是袁世凯最为信任的人物。

刚一走进居仁堂的大门，徐世昌等四人来不及与袁家人打招呼，直接走向了袁世凯的卧室。只见袁世凯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显然已经时日无多了。

在四人当中，徐世昌的年龄最大，威望也最高，因此他走在最前面。

看到徐世昌等人前来，袁世凯有气无力地开口说：“菊人（徐世昌）来得很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连忙安慰说：“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由于是特殊时期，袁世凯的病情危在旦夕，徐世昌也不能光说一些客套的话，毕竟他这次是为接受遗嘱而来的，这关系到北洋政府的下一任总统由谁接任。

因此，停顿了一下之后，徐世昌接着说：“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

虽然这句话说得有些委婉，但袁世凯的脑袋还是清醒的，他当然能够听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让自己交待一下去世之后让谁来当总统的职务。

当时的北洋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袁世凯在临死之前，确实需要交代清楚下一任接班人。

1、北洋政府面临的外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外界的强烈反对，宣布恢复帝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并将这一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于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史称洪宪皇帝。

于是，以唐继尧和蔡锷为首的云南护国军政府，在昆明发布“讨袁”檄文，陈列了袁世凯的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联合起来，讨伐袁世凯的复辟行径。

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和湖南等地纷纷响应，相继脱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宣布加入护国运动。即使其它一些没有宣布独立和加入护国运动的省份，也开始各自自谋出路，不再听从北洋政府的号令。

2、北洋政府面临的内忧

与面临的外患相比，更加让袁世凯担心的是内忧，因为北洋政府内部在围绕“由谁执掌北洋政权”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

看到全国多个省份纷纷加入“讨袁”运动，许多北洋将领意识到袁世凯的大势已去，开始与袁世凯划清界限。还有一些曾经被袁世凯视为亲信的将领，为了谋求自保，迫于外界的压力，只好公开举起“反袁”的旗帜。

1916年3月19日，在江苏督军冯国璋的牵头之下，联合山东督军靳云鹏、江西督军李纯、浙江督军朱瑞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他们五人联名发出了一份“密电”，要求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史称“五将军密电”。

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最为得力的大将之一，立下过汗马功劳，与段祺瑞、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

正是由于冯国璋在外地手握重兵，当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时候，最不放心的人就是冯国璋，在对他加以戒备的同时，还对他严密封锁消息。

直到外界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的传言越传越广，冯国璋接受袁世凯召见的时候，他试探性地问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修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袁世凯严肃地回答说：“你和我在一起多年，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思嘛！我绝无当皇帝之心，袁家没有超过60岁的人，我今年已经58岁，做皇帝能有几年……”

可是，冯国璋还是有些不放心，又说了一句：“是啊，南方流言纷纷，都是不明白总统的心迹，不过到了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虽然大总统谦让为怀，就怕推也推不掉啊。”

听完这句话，袁世凯的神情肃然，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经让他在那里购置一些产业，若是有人逼我，我就到那里当寓公，从此不问国事！”

事实上，当时的袁世凯已经在为登基称帝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在冯国璋面前，却又表现出另外一副坚决的态度，可见袁世凯对冯国璋的防范之深。

听了袁世凯的一番表白，冯国璋对此深信不疑，他还特意找来媒体记者，将袁世凯的表态公之于众，以打消外界的种种质疑。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承诺，袁世凯后来登基称帝，冯国璋才会极度不满，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所以，他成为北洋政府中首先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高级将领，并联合其他四省督军签署“五将军密电”。

很快，这份“五将军密电”几经辗转，落到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手里。

但是，袁克定并不敢直接把“五将军密电”交给袁世凯，他担心袁世凯看到内容之后承受不住。于是，他找到时任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将这份“五将军密电”先交给朱家宝，由朱家宝转交给袁世凯。

根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看完“五将军密电”的内容之后，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手握重兵的将领，皇帝的位置必定难以坐稳。

3月22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还命令秘书张一麟起草了一份布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停止筹办所有有关登基称帝的事宜。

两天以后，随着《撤销帝制令》的发布，袁世凯蓄谋已久的中华帝国正式流产，但他依然担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职位。

在这种情况下，从5月开始，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高调宣布陕西独立。随后，袁世凯最为信任的四川督军陈宧（yi），也宣布四川独立，这件事情给袁世凯带来了致命打击。

除此之外，陈宧还公开宣称：“我要代表所有四川人，与袁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告绝。”

根据当时在袁世凯身边工作的亲历者的回忆，袁世凯读了陈宧的通电，得知要和自己断绝关系，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之后连连说道：“人心大变！人心大变！”

5月29日，湖南督军汤芗铭又发布通电，宣布湖南独立，无疑是在袁世凯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这份通电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本来就患病在身，再加上怒火攻心，导致病情更加严重。

因此，6月5日深夜，就在袁世凯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刻，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紧急来到中南海的居仁堂，来接收袁世凯临死之前的遗嘱。

当徐世昌说出“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一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有气无力地说出了两个字：“约法”。

徐世昌等人立马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那就是按照“约法”来确定下一任总统的人选。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存在两部“约法”：

一部是孙中山在民国元年（1912年）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民元约法”或“旧约法”。

另一部是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专制，在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简称“民三约法”或“新约法”。

面对这两部“约法”，袁世凯也没有具体说明要遵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要遵循《中华民国约法》，徐世昌等人陷入了困惑……

然而，通过袁世凯之前的种种行为来看，甚至使用武力镇压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西南护国军，由此可以判定，他更加重视《中华民国约法》。

当袁世凯说完“约法”之后，站在一旁的袁克定又补了一句“金匮石室”，并且得到了袁世凯的默认。

因此，徐世昌等人更加可以确定，袁世凯所说的“约法”，就是《中华民国约法》。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而在《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当中规定：

“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在“副总统接任”的这个问题上，两部“约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的《大总统选举法》中规定：“大总统缺位时，以副总统继任，至本任期满为止。”

《中华民国约法》当中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则规定：“大总统因故缺位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代理期限为三天，应在三天内组织选举会，选出总统。”

所以，根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的规定，大总统去世以后，应当由副总统暂时代理三天的大总统职务。而且，必须要在三天之内组织选举会，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新一任大总统。

除此之外，《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还规定，下一任大总统的人选，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个人，并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在“嘉禾金简”之上，然后藏在“金匮石室”。同时，“金匮石室”配有三把钥匙，分别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各拿一把，平时不得擅自开启，要在选举新一任大总统之前拿出来交给选举会。

6月6日上午10时40分，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死之前，他用仅存的一点力气，说了最后一句话：“他害了我！”

究竟是谁害了袁世凯，随着他的去世，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袁世凯死后，留下了一个处于战乱之中的北洋政府，也留下了一大堆急需解决的难题。但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让谁来接手袁世凯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让谁来接任大总统。

无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当中的相关规定是否行得通，既然袁世凯临终之前这样交代，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也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只好去打开金匮石室，从“嘉禾金简”上所写的三个名字当中选出一位做大总统。

金匮石室位于中南海的万字廊内，根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的规定，三把钥匙分别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掌管，只有这三个人才有资格打开金匮石室。

可是，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已经去世，徐世昌和段祺瑞虽然当过国务卿，但他俩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钥匙，剩下一个就是时任参政院院长的爱新觉罗·溥伦了。

自从1914年9月，黎元洪辞去参政院院长以后，袁世凯就任命爱新觉罗·溥伦接任参政院院长一职。由于洪宪政权存在的时间太短，参政院并没有真正组建起来，所以，爱新觉罗·溥伦的手里也没有钥匙。

其实，金匮石室只是袁世凯精心设计的一套“秘密立储”的方式，但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情况紧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经过讨论，从袁家人手里要来了钥匙，从而打开了有些神秘的金匮石室。

随着金匮石室的打开，不大的空间里面放置有一个黄布包裹，解开包裹，一张金色的“嘉禾金简”呈现在众人面前。

“嘉禾金简”上方写着“兆民托命”四个大字，中间写了三个名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据说，“嘉禾金简”上面的名字原本只有袁克定一人，后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就不再打算由袁克定接班，瞒着袁克定偷偷修改了“嘉禾金简”，将袁克定的名字改为了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但是袁克定并不知道“嘉禾金简”已经修改，所以在袁世凯交待后事的时候，他还专门提了一句“金匮石室”的事情，继续做着“父死子继”的美梦。

名单上的三个人，有两个就在现场。

徐世昌曾经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从名声和威望来说，徐世昌是北洋政府当中的二号人物，仅次于袁世凯。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掌握着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是袁世凯手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他的派系称为“皖系”。

“嘉禾金简”上的三人名单当中，还有一个人不在现场，他就是写在第一位的时任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

由于黎元洪不属于北洋政府的嫡系人物，所以袁世凯病情危急的时候，就没有通知他前来中南海接收遗嘱。

根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的规定，大总统去世或者发生意外，应当由副总统代理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代理期限的时间为三天。在此期间，要通过召开选举会，从“嘉禾金简”上的三人名单中选出来一位，接任下一任大总统的职位。

而选举会的组成，按照正常来说，是由五十位参政院的人员和五十位立法院的人员组成。

但是，这种方式显然已经行不通。

这是因为，由于袁世凯之前急于称帝，参政院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立法院更是还没有来得及组建，相当于是两个空壳机构，因此根本没有办法成立选举会。

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的心里非常清楚，若是按照袁世凯制定的这套总统选举规则，根本无法正常实施。再加上当时国内“讨袁”的严峻形势，他们认为，在特殊时期之下，不能再按照这套流程办事，必须尽快确定总统的人选。

徐世昌身为北洋政府的元老人物，名字也在“嘉禾金简”之列，但他手里没有兵权，自知不具备当大总统的实力，于是就主动放弃了。

过了一会儿，徐世昌缓缓地说道：“根据约法，应该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位置。”

徐世昌留了一个心眼儿，他和袁世凯一样，也没有具体说明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中华民国约法》。其实，无论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中华民国约法》，都应该由副总统黎元洪暂时接替。

然而，由于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还没有表态，徐世昌担心他会有竞选总统的想法，于是就说了一句：“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还是取决于国务总理。”

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又聚焦在了段祺瑞的身上。

段祺瑞平时并不善于言语，尤其是在这种大事面前，他深知不能多说话。其实，此时的他早就与冯国璋达成了一致意见，让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的位置。

虽然段祺瑞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但他并不着急表态，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一句：“很好！”

直到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邀请副总统黎元洪前来就职。

袁世凯的遗体已经停放在了春耦斋，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分别打电话给北洋政府各个部门的总长或次长，或者各个部门的相关人物，一共约有二十多位官员，一同向袁世凯的遗体进行三次鞠躬。

在这些高级官员当中，段祺瑞看到了教育总长张国淦（gan），他得知张国淦与黎元洪是同乡，而且平时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连忙走上前说道：“张部长，我们一同去看望副总统黎元洪。”

就这样，张国淦也不知道段祺瑞的目的是什么，但又不好意思张口询问，从而稀里糊涂的坐上了段祺瑞的汽车。

黎元洪居住在北京东城东厂胡同一号的一处大宅院里，这里曾经是晚清时期两广总督兼内阁学士瑞麟的府邸。

黎元洪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情非常反对，甚至还辞掉了北洋政府中所有的职务，连工资和办公经费都不要了。为了防止袁世凯的迫害，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读书、看报、写字等方式打发时间，仿佛与外面隔绝了一般。

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与段祺瑞有些相似，不善于言辞，尤其是袁世凯宣布称帝以来，他更是深居简出，沉默寡言。

突然听到段祺瑞和张国淦登门拜访，黎元洪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但又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只好将他们请进屋里。

然而，尽管黎元洪和段祺瑞、张国淦相对而坐，却是一言不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就连“倒一杯茶”之类的话都没有吩咐下人去做。

见此情景，张国淦有些按耐不住了，想要主动开口说话，打破这种僵局。但又转念一想，自己只是一个陪同者，段祺瑞和黎元洪才是这次会面的主角。而且，两位大人物心里想的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干脆直接坐着不说话。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左右，屋子里的气氛依然死寂沉沉，段祺瑞突然站起身来，向黎元洪行了一个鞠躬礼，表示告辞离开。

黎元洪随之也站起身来表示送客，自始至终，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张国淦陪着段祺瑞走出大门口外，即将上车的时候，段祺瑞说道：“张部长，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多多招呼！”

听完这句话，张国淦有些懵圈，他也没去多想，随口问道：“那么国务院的事情呢？”

段祺瑞回答道：“有我！”

说完这句，段祺瑞立即坐上汽车，扬长而去……

看着段祺瑞的汽车越走越远，张国淦站在黎家的大门口，他大致能够揣摩出来段祺瑞的心思。他又进屋去见黎元洪，将袁世凯的临终遗言，以及“嘉禾金简”上的内容全盘说了出来。

在张国淦的眼里看来，袁世凯去世以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职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况且，蔡锷等人组建的西南护国军，也都表达了让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的意思，大总统之位非黎元洪莫属。

当得知段祺瑞是来邀请自己担任大总统的，黎元洪的心里又喜又忧。

根据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芬后来的回忆：

“袁世凯死了以后，黎绍芬听说袁世凯生前留下的总统继任人选名单上写了三个人，就对父亲讲：“第一个名字是您，当然是您应该做大总统”。黎元洪回答说：“副总统当然应该继任大总统”。”

从黎元洪的言语当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有一些得意的样子，但让他感到忧愁的是，手里没有兵权和枪炮，就很难在北洋政府中树立权威，恐怕连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号令不动。

这个消息毕竟是从张国淦的口中转述的，段祺瑞本人并没有亲自说明来意，所以黎元洪的心里还是没有底气。

这一天很快到了晚上，张国淦也没有离开黎元洪的家里，两个人聊了许久，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段祺瑞是否真心会让黎元洪担任大总统”。

然而，在不了解外界风声的情况下，黎元洪和张国淦也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

在兴奋的同时，黎元洪也不免担心起来，他认为，自己在北洋政府当中势单力薄，段祺瑞和徐世昌等人让自己就任大总统的宝座，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呢？

深夜时分，黎元洪依然无法入睡，他突然接到了陆军次长蒋作宾打来的电话。蒋作宾说：“外面的情形很不好”，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蒋作宾与黎元洪也是湖北老乡，他这是在提醒黎元洪要多加注意，但至于是哪方面不好，他并没有在电话里说明白，必然是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的事情有关。

黎元洪的内心变得不安起来，他请张国淦往国务院打电话，问问段祺瑞究竟是什么意见。但是，电话另一头的副官接到电话却说：“总理现在的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工夫接听电话”。

副官只说了一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黎元洪顿时感觉情况不妙，只好再次要求张国淦拨打电话，这次得到副官的回复是：“你如果有要紧的事，总理请你当面来谈”。

在黎元洪的催促下，张国淦连夜来到国务院，却看见段祺瑞的办公室里挤满了高级军官，他们都一致反对让黎元洪当大总统，转而推举徐世昌或者段祺瑞当大总统，甚至还推举冯国璋当大总统。

通过再三思考，徐世昌和段祺瑞等人认为，只有让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的位置，既有法理上的依据，又能让宣布“讨袁”的省份取消独立，实现国内和平，同时还能保障自身的实际利益。

面对众多高级将领苦口婆心的劝说，段祺瑞的计划是，反正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在自己手里，而黎元洪并不是北洋集团的人物，即使让他当上大总统，也是一个“光杆司令”。

看到段祺瑞的办公室里面一片混乱，张国淦站在门口也不敢进入，段祺瑞抬头看见他之后，就把他单独领进一间屋子里，他马上说道：“副总统让我过来问问这边的情况？”

段祺瑞的神情严肃，大声说道：“天大的事情由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国淦本来想要打听一下如何安排黎元洪就任总统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张口，就听见段祺瑞愤怒地说了一句：“他要管，就让他去管。”

说完，段祺瑞就走出了房间……

张国淦又一次返回黎元洪的家里，此时的黎元洪正在屋里来回踱步，便挑一些好话说给黎元洪听，让黎元洪舒心了许多。

尽管已经证实段祺瑞决定让黎元洪当大总统，但具体什么时候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典礼上的工作安排，段祺瑞都没有明确说明。

6月7日早上，张国淦再次来到国务院，在办公室见到了段祺瑞。

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段祺瑞把一份已经拟好的通电文稿交张国淦观看，文稿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国淦见其中有这样几句话：“黎公优柔寡断，群海包围，东海（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看到这几句话，张国淦提出建议说：“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不要让受人情的人感到不痛快”。段祺瑞听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提笔将这几句话删掉。”

张国淦向黎元洪转达了“段祺瑞拥戴黎元洪就职总统”的话，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实行责任内阁制度，由国务总理主持北洋政府的事务。

黎元洪自知手里没有兵权，只好被迫答应段祺瑞的条件，先当上大总统再说。

这一天的下午15时，国务院公开发布了袁世凯死前留下的“遗令”：

“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弘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之缺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

其实，这份“遗令”是徐世昌与段祺瑞共同起草的，从内容当中可以看出，他们引用的是《中华民国约法》。

随后，段祺瑞又以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一份通电：

“袁大总统以本月六日因病去世，业经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各省地方紧要，务望以国家为重，共维秩序，力保治安，是为至要。”

黎元洪之所以能够当上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并不是通过选举会从“嘉禾金简”名单中选出来的，更像是段祺瑞“直接任命”的。

或许，段祺瑞是想通过这份布告，让黎元洪和北洋政府的高级将领明白，黎元洪是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必要的时候一样可以将他拉下来。

无论这件事情的背景有多么深，总而言之，在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拥戴”之下，黎元洪就这样接替了袁世凯的位置，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