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和曹操在彻底撕破脸之前有过小争议，如曹操没有听从袁绍，保护张邈。但为了共同的利益（曹操需要借助袁绍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袁绍也需要得力的助手干将去拓展地盘），大家基本保持了表面上的和谐关系。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曹操）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遂知之，益德太祖。”

上文说过，袁绍开始是相信曹操是“自己人”的，所以一方面对他充分信任，不断支持；袁绍也不傻，另一方面，他也曾多次企图控制曹操。

如张邈、陈宫等人叛迎吕布，曹操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袁绍一方面给与支持，另一方面企图控制曹操。让其将家人迁往自己的领地邺城为人质。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 （袁）绍使人说太祖（曹操），欲连合。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

《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太祖（曹操）与布战于濮阳，数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

时（程）昱使适还，引见，因言曰：‘窃闻将军欲遣家，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

太祖曰：‘然。’

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信）、彭（越）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

《三国志·魏志·程昱传》详细记载了袁绍的这次要求，但在《武帝纪》中仅仅成了“欲联合”，这也是史书有意给曹操隐晦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方诗铭先生说，兖州之战是关系曹操、吕布双方命运的一次重要战役。关于此次战役,众多论者都忽略了袁绍施加的重要影响。袁绍所敌视的吕布、张邈联合起来如果完全控制兖州,可能使袁绍腹背受敌,这是他支援曹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役袁绍很可能亲自率军击败吕布占据东郡大部,吕布、曹操撤去后他以曾为张邈弟张超属下的臧洪为东郡太守。后臧洪对袁绍坐视张超被曹操消灭极为不满,与袁绍断绝往来。袁绍出兵经长期围攻重新占据东郡大部。袁绍、曹操后来走向公开分裂,此次兖州之战也埋下伏笔。[1]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兖州之战示意图，黑色代表曹操，红色代表吕布，绿色是张邈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较为全面、详细的记载了这次战争。

第一阶段，吕布主导进攻，取得小胜，由于蝗害，各自罢兵。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与布相守百馀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第二阶段，双方基本相持。

秋九月，太祖还鄄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於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第三阶段，曹操反击，大获全胜。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遂斩兰等。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馀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遂东略陈地。

曹操拒绝派家属到邺城为质，最终让袁绍知道了曹操的野心。其实，他应该是有所预料的，但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等到曹操稳固了整个兖州，再做了一件事，袁绍就彻跳脚了：迎立献帝。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是岁，也就是兴平元年（194），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关于此时天子（汉献帝）的窘迫，在《说三国14 | “后董卓时代”长安之乱及董卓部将的最终命运 》中已经做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要不要迎天子到自己地盘，曹操与袁绍其实都是做了翻思想斗争的。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绍将从其计。

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记》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

袁绍这边，沮授强烈建议袁绍迎接汉献帝，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郭图、淳于琼持反对意见，他们说：“大家都知道汉室已经名存实亡了，你迎接来一个空壳天子，相当于请了个大爷回家，每天动不动要去朝见、汇报工作，意见不一致，还不能跟他翻脸，何必呢？”袁绍一听，也很有道理。

曹操这边呢，要不要迎汉献帝，也发生了争论。

是岁，兴平元年（194），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

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建安元年……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

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

《三国志·魏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荀彧的理由是："应该像晋文公尊崇周天下，汉高祖为义帝发丧那样收取天下的人心。而且京城的那些官员、士人，甚至百姓都为天子的遭遇二伤感。这个时候迎接天子就是从民望，大顺也。"

另一个谋士毛玠给出了更具体的原因：

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太祖敬纳其言，转幕府功曹。

《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玠语太祖曰：“袁绍、刘表虽然占据大片土地人口，都没啥建树。我们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当然，曹操方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武帝纪》中只用“诸将或疑”概括了，曹操帐中谋士甚多，只有将领们有反对意见怕是不现实的。我猜，只是曹操的这一招“挟天子以令不臣”大棋成功了，反对的意见就从史料中略去了。其实，这个事情有反对意见是非常正常的。就如郭图、淳于琼说的那样，迎接来一个空壳天子，是需要代价的，除了每天动不动要去朝见、汇报工作，意见不一致，还不能跟他翻脸。天子身边的那些“忠诚”们也会搞事情，如董承之乱等。特别是在曹操才据得一州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就是公然和袁绍作对，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因为上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董卓的结果，他是知道的。详见《说三国13 | 董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失败？》

还有，天子究竟有多大号召力，这也是存疑的。我们现在的人根据后来的历史，把曹操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这自然是事后的自然总结。须知袁绍也不是个庸碌之辈，他同样也在做抉择。最终曹操迎天子而袁绍未迎，真正显示的是曹操的决断能力，这才是其出色的政治智慧。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我反复提及的袁绍和曹操的出生问题。

袁绍是大士族出生，讨伐董卓时一呼百应，是毫无异议的关东联军盟主，简直众望所归。后来又雄踞数州，不管从实力上还是名望上，都不太需要皇帝的加持（况且董卓在立汉献帝时遭到袁绍的极力反对，现在迎立献帝，多多少少有些打脸，所以后来为了反对董卓他私下拉车好几个刘姓宗族为帝，也有这方面原因）。而曹操的出生稍低，名望简直没办法和袁绍相比，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依附袁绍而发家的，所以把皇帝接在自己身边，是一个非常加分的操作。

吕思勉先生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区别于常人的看法。他说：“至于说他坐视曹操入居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致于己不利，则当时挟着一个天子，实际并无甚用处，在上一节中业经说过；而袁绍在曹操迁献帝许都之后，曾经挟着兵威，胁迫曹操，要令他把献帝迁徙到鄄城，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袁绍的本意，是要否认献帝的，此时又有此转变，其手段也不算不敏捷。曹操自然是不肯听的，因为曹操断不是虚声所能恐吓的；袁绍此时，既因河北内部尚有问题，不愿和曹操以实力相搏，自然只好听之而已。然而袁曹的成败，始终和挟天子与否无关，所以这也算不得袁绍的失策。”[2]

不能说吕思勉先生的观点不对，他至少给了我们另一个相反的角度让我们思考。对于“挟着一个天子，实际并无甚用处”，我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

吕思勉先生自己也说过，在较长的时间内，天下人实际上是习惯了天子代表的中央政府的命令的。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习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

三国史话 董卓的扰乱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曹操迎天子到都许后，就以天子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责备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袁绍立刻就慌了，赶紧上了一道自辩的诏书（《上汉帝书》）来为自己叫屈。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完整记载了这份“自白书”，有兴趣的可以搜来看看。田余庆先生高度赞扬了曹操迎天子的做法，他说：

本来，东汉政权经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后，幸存的汉天子已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谁取代他都可以。问题在于，在那么多军阀虎视耽耽，各不相下的条件下，取而代之只能扩大纷争，阻碍统一。这不止是封建伦常问题，曹操看得明白，一向是慎重从事的。他反对过王芬废立的密谋，反对过袁绍拟立刘虞的事。袁术僭号而不正式称帝，据说是由于“曹公尚在”，有所不敢．后来袁术让袁绍称帝，袁绍“阴然之”而未行，恐怕主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既然觊觎帝位的野心家大有人在，那末曹操掌握住现成的皇帝以制止他们的轻举妄动，并利用他的名分以促进统一，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妙用。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不是夸张之词。

田余庆先生的赞扬不假，曹操的确是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未必有现代人“称王怕天下更乱”这样高度的格局观。恐怕也是其自身实力的大小有关系。他只是个东郡太守或兖州牧的时候，断然拒绝另立新君的密谋。等他加封为王后，就俯视着天下，语重心长的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般充满胜利者骄傲的话来。

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策略其实在成熟的政治家曹操，资深士族袁绍看来，其实并不是什么太过高深，或者绝妙的计策。因为远的不说，董卓的例子就在眼前，他同样是另立天子，挟持中央而获得了至高的权力。

方诗铭先生更是通过抽丝剥茧般的史料梳理，得出曹操“毛玠的建议符合了曹操’‘平生”的既定策划，并十分露骨地加以说明而已。”的结论，我对此是完全支持的。我一直认为，某些谋士的作用在史料中被夸大了。看过史料后，这个观点更确定了。当然，在此不展开，这个论点后面会专门写一篇文章分析。

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有的如董卓，虽曾“挟天子”，但终于失败。有的如袁绍，仅有建议而未能实现。其中成功者只有曹操一人，这不能不归结于曹操所具有的卓越政治才能。探索曹操如何运用其政治才能，将汉献帝夺取过来，有必要首先说明这时汉献帝掌握在谁手里，其力量如何，即曹操当时所面临的形势。

当董卓被杀之后，其大将李傕、郭汜等人攻进长安，“擅朝政”，汉献帝又落到他们手中，东汉政权继续为凉州军事集团所控制。曹操早在取得兖州之初，就曾与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政府通使。《三国志·魏志·钟繇传》说：“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曹操）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黄门侍郎钟）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傕、（郭）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这次遣使是曹操在袁绍支持下取得兖州刺史职位，并以武力驱逐东汉政府所任命的刺史金尚之后，十分明显，这一行动表明曹操不承认李傕、郭汜所控制的东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什么遣使到长安？首先，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目的在于他的兖州刺史一职需要得到正式承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于东汉政府；其次则是，联络东汉政府的大臣，尤其是钟繇，当然还有老友丁冲在内，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付李傕等人的办法。曹操派遣的使者是他的心腹王必（《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注引《世语》）。[4]

就如上面部分所说，曹操“挟天子”也面临着很多风险，最大的莫过于和袁绍彻底撕破脸。所以，曹操一面以天子的名义训斥袁绍几句，一面又不断的封赏袁绍直至太尉，封邺侯，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袁绍才看在利益的面子上勉强接受。袁绍接受了天子的任命，也等于接受了曹操所控制的中央朝廷，实质上也等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亲密战友彻底和自己决裂了。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说：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埤亦下也。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

袁绍尽管做过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让皇帝在自己的根据地里，但都是徒劳了。所以，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是在所难免了。不过，按照袁绍这样讲究名正言顺的士族，在打仗之前，先用道德大旗把对方喷个体无完肤是很有必要的了……

参考资料

[1][4]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0.

[2]吕思勉.三国史话

[3]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