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生涯中，有那么一位让人敬佩的女士，她是革命烈士彭澎的后人，自己也是一位老革命，她叫彭国涛。于她而言，人活着就必须经受起生命的考验，生命之最代表的就是坚持与忠贞。

1927年8月，彭澎跟叶挺率领途经宁都的 “八一”起义军南进，起义军在广东三河坝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击，损失惨重。彭澎被迫返回宁都，他以教书为名，在宁都附近秘密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

彭国涛此时只有12岁，她经常看到父亲在教书回来的晚上还要出门。彭国涛问彭澎：“父亲，你晚上的时候还要教书吗？”

彭澎摸了摸女儿的头，回答道：“是呀，路太黑，必须抓紧时间教书，不然路会一直黑下去。”

彭国涛那时还小，不懂这话的意思，她心想：天黑不是得找灯油跟蜡烛吗？教书也能带来灯火吗？

1929年2月的一个早上，彭国涛正往家里提拉着一担茶水，谁知父亲这天没有去教书，他接过担子，拉着彭国涛说要去迎接一支长途奔袭而来的队伍。

此时的彭国涛大了两岁，他了解到父亲彭澎不仅是个教师，暗地里还担任着中共宁都县委军事部长。父亲告诉女儿：“我们要去迎接的这支队伍叫红军，他们的首领一个叫做毛泽东，一个叫做朱德 ，这两个人是能教醒中国人的教师，是比父亲厉害千万倍的教师！”

比父亲更厉害的教师？还是红军？外面不是传言红军是红眉绿眼、青面獠牙吗？彭国涛有点害怕，但是又有些小期望。

在县城外，彭国涛跟父亲见到了红军，定睛一看，发现红军都是些普通的人，看来传言骗了自己。当彭国涛盛着碗把茶水递到红军战士手中时，尽管每个红军战士都口干舌燥，但他们每个人会起身鞠躬对她说一声谢谢，这有些弄得她怪不好意思。彭国涛突然觉得：红军是一群可爱的人。

早在听闻红军要来的时候，国民党宁都县县长赖世琮就已经望风而逃。茶水被喝得精光后，这支队伍被引进县城。当天，红军首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城西温屋接见了彭澎等人。

红军在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处处被国民党军追剿，早已疲惫不堪。毛泽东告诉彭澎：“红军损失惨重，现在很需要粮食、各种日用物品以及部分经费。”

彭澎说：“粮食跟日用品，我能想办法暂时解决燃眉之急，只是不知道经费大概需要多少。”

朱德沉吟一声，说道：“最好能筹集5000块大洋，往后可能需要用到。 ”

彭澎一口答应：“我一定不负众望，尽全力筹措。”

彭国涛此时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她很少接触钱，但从父亲凝重的表情下，她可以看出，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此，为了帮父亲的忙，她第一次学做群众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她积极向县城周围的老表们宣传共产党、红军闹革命的宗旨。在各方努力下，彭澎很快筹集到银元5500块、土布300匹、草鞋和袜子各7000双。

红军得到如愿的支援，军容大整，毛泽东对彭澎工作能力进行了高度表扬。不久，宁都县成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命彭澎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苏区红色政权宁都的第一任县长。

1929年5月中旬，朱毛红军离开宁都，彭澎便兼任宁都县游击队队长，他带领县游击队转移到北部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彭国涛正式加入革命，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很早就学会了坚毅与自强。然而，初阅人世，接踵而来的事情让她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游击战争本就相当艰苦，在恶劣的环境下，彭澎积劳成疾，左腿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战斗中时常发作。

1930年7月，在一次游击战斗中，彭澎因行走不便，被敌人抓获。由于游击战斗期间，彭澎帮助过很多群众，群众也都记得彭队长对大家的好。当彭澎被抓的消息传出时，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想去解救彭队长。结果，就是这样一群感恩图报的群众，还真就在彭澎被押送期间，把他从白军手中给“抢”了回来。

白军知其腿脚不便，行走不远，于是派兵在周围轮番搜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白军将当地村民集中起来，声称澎湃再不出现，就枪毙所有村民。彭澎听此消息时，于心不忍，挺身而出，他只有一个要求：村民是无辜的，请求放了他们。

入狱之后，彭澎惨遭四个月毒刑，面对利诱，他历经十几种酷刑，坚贞不屈，始终不肯出卖党组织。

为了警戒民众，11月16日，国民党当政者命人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彭澎，抬入县城体育场进行“公审” 。

在台下，彭国涛隐在密集攒动的人群中，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状。

国民党反动派站在台上，口沫飞溅，历数彭澎的革命“恶迹”，然后命令刽子手用刑。刽子手有些紧张，在连砍了几刀后，彭队长壮烈牺牲。可恶的是，白军竟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展览示威。

彭国涛目睹着这一切，目眦欲裂，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国民党对她的搜捕也正在进行，反动派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斩草除根的机会。在她母亲被捕入狱后，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飘零，她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1931年，红军在一间人迹罕见的破庙里，找到了如野人般的彭国涛。

1932年，彭国涛加入“共青团”，同年，她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开展革命活动。踏着父亲的走过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但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发起了对会同区苏维埃的进攻，见人就杀。彭国涛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而她再一次目睹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个个壮烈牺牲。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就要有强大的红军。彭国涛开始了他的扩红工作，她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动员。

白军不断地对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彭国涛的扩红工作也在不辞劳苦地进行。然而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未能打破白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彭国涛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彭国涛成为反动派追捕的重点对象，她再一次在大山间漂泊，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孤苦的躲避生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但一想到父亲，她又会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父亲说过：那两个比他厉害千倍的人会带着中国人走向光明。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后，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此时她已经过了嫁人的年龄，可她仍然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国共合作抗日后，彭国涛用不着再躲避抓捕了，在亲属的撮合下，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大兵，这个大兵当初是被国民党军抓去参军的，为人非常老实本分，他的名字叫做黄国文。

丈夫家本就一贫如洗，因为娶了彭澎的女儿，虽然国共合作期间没有被问罪，但他还是被扒掉了军服，取消了那点微薄的俸禄，沦为苦力。

饶是如此，这对苦难夫妻，毅然重新开始生活，一个帮人挑水，一个帮人洗衣。除了挑水，黄国文砍柴卖、帮人挑担，彭国涛则帮人裁剪衣服、做扣子、帮人站柜台。靠着微薄的收入，他们在拮据下过活。

望眼欲穿。1949年7月，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她重新参加了工作，并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后来在翠微峰的剿匪战斗中，彭国涛积极做女俘虏的工作，引导她们走向正途。由于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1950年，她被调任城关镇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一上任，她就马上投入工作，到处慰问革命烈士家属，并为他们解决困难。

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1951年，彭国涛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还特别发出邀请，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做客，叙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原本彭国涛以为，此后的人生会一帆风顺，可她再一次面对一个难题：丈夫黄国文有着国民党大兵的历史。

1951年早春，当年彭国涛扩红的一位红军战士回到了家乡，彼时的新兵蛋子这时已成了解放军某部的师长，这位师长不忘彭国涛是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来寻源谢恩。在了解到彭国涛丈夫的尴尬处境后，他悄悄地对彭国涛进行了离婚劝导：“一个烈士子弟，跟一个白军在一起，会被冲淡颜色哩！”

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就连老实本分的黄国为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尴尬，他多次向妻子彭国涛表示自己不想耽误她的前途。

在前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彭国涛虽然踌躇了一下，但她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父亲教会她什么叫做善良，善良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不能伤害相依为命十几年的老实人。

1959年，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派彭国涛去负责。这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但她丝毫没有犹豫，在简单地收拾了下行头后，她拎着包去往了那片荒地。

有过野人生活经历的彭国涛，对这块荒地的荒凉似乎并不感到惧怕，她开始着手组建敬老院，在选择地址、设计绘图、选择材料、雇佣工人、现场监督、照顾烈属等事宜上，都是由她全程亲自料理。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常与烈属老人打交道，对他们嘘寒问暖。46个烈属老人也把她当作体贴入微的孝女。半年后，第一幢住宅拔地而起。几经动员，她把全县的烈属老人接入院内。

数十位老人的护理，吃喝拉撒，衣医住行，无异于一堆堆难缠的乱麻。那年，她42岁。 数月下来，她面黄肌瘦，脸庞小了一圈。再这样拼下去，命都会被拼掉。家人劝她别干了，她置之不理，并说：“再困难也要挺住，那些可都是烈属！”

在敬老院的日子，彭国涛基本上很少能睡足觉，她常常半夜循声而起，为老人倒水、喂药。而白天，她又要替老人们缝缝补补、采买物品。

敬老院的烈属老人刚开始进来时还不习惯，渐渐地，老人们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家。老人们的见面，常常有聊不完的家人革命事迹。有几位老人，更是经常说到当初自己的亲人随彭队长打白军的过往，他们还认彭国涛作契女，把她当成亲生女儿。院里寥有的几个同志有时候会跟彭国涛开玩笑说：“彭院长有40多个父母，万一他们吵起来，你会帮哪一个呀？”彭国涛则笑道：“放心吧，他们都是烈士的妻儿父母，都是明事理的，不会真的吵起来的。况且，在他们共同的女儿面前，他们又怎么会舍得吵架呢？”

渐渐地，彭国涛成了老人们的手、脚，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老人们信任她、爱戴她，离不了她。 在其后的某年，县里筹建新的诊所，准备调她去担任所长，想问问她的意见。

然而在彭国涛离开敬老院去往县城只两天时间里，敬老院的烈属老人们怅然若失，感觉跟丢了女儿一样。几十名颤颤巍巍的老人进城集体上访，他们流着泪水坐到了县民政局里，不吃不喝不讲道理，硬是要求上面把“彭澎的女儿”还给他们。

烈属老人们的子女的名字，可以串成该县的革命历史，这个事件震动了县城。县城马上派人对老人们加以劝导：你们如果确实需要彭院长的话，我们会着重考虑把她留下来的。

“文革”时期，丈夫的白军大兵身份又一回被张扬了出来，她全家再次受株连，被下放到偏远的琳池乡。在被下放一年后，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回家乡来看望彭国涛，在询问完她的情况后，陈昌奉说：“你是老革命，又是烈士的后代，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彭国涛只提了一个要求：恢复工作。

不久后，陈昌奉带着县领导再次来到彭国涛住处，对她说：“我了解了一下?你们县现在的状况，现在你们县革委会正缺人，你要求到哪个部门工作都行。你是老革命，工资、待遇补发补办都应该。”

彭国涛开口了，却要求回光荣敬老院，她说：“敬老院里还有几十个烈士的父母，没人关照，他们的衣食都成问题，我想去回去照顾他们！”

对于敬老院，“文革”中多有微词：光荣敬老院―嘴巴上的光荣；院长―实际上是老保姆。听了她的选择，陈主任与县革委领导对视，欲言又止，只得随她去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岁月的风霜在彭国涛额头印下了深深的皱纹，也染了几缕白发。近十年来，她不仅担负着敬老院里繁重的工作，还兼职当人民陪审员、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常委，从事大量义务的社会活动。

多年来，她以忘我的工作态度，为“彭澎的女儿”赢得了一串串荣誉。她曾三次上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多次受到华东军区陈毅司令、民政部、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宴请；曾数十次荣获全国、省、地、县“双拥”先进个人奖、“老有所为精英”奖等。

敬老院里，彭国涛上上下下忙碌着，饱经沧桑的脸上渐渐地增添一条又一条皱纹，却始终挂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感到满足的人才会有。但她并不满足，她的入党要求孩没有被批准。她认为父亲一定是期望她入党的，她一定要加入，所以她年年都递一份申请书。

1985年春，彭国涛往来于县委党校的路上，她参加了县直属党委举办的党训班。上百名青年男女间，突兀地夹着一个白发皓首老人。青年们从小听着她讲传统事迹长大，以为这位老奶奶是来讲党课的。一问之下却大吃一惊：这个响当当的先进，三次进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数次到省里参加“双拥”先代会，年年上报、广播表彰的人物，竟是党外人士？

彭国涛也十分吃惊：过去自己要求入党时，是一个人。现在，要求入党者竟然成群结队。

1987年７月，当年曾劝她离婚的那位师长再次回乡，在县委大院，他大发其火：“彭澎烈士的女儿不是共产党员，谁还配？”两个月后，彭国涛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这一年，彭国涛72岁。从“共青团”到中国共产党，这一步，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入党不久，她马上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当彭国涛完成了自己的入党心愿时，然而家里的事情，却让这个老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四五个孙子孙女此刻正处于全体待业中。孙辈们心有不甘，偶尔会质疑和“围攻”他们的祖母：“您?是1929年的‘老革命’，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是国家干部？曾外祖父活到现在，少不了是中央级干部，他为国捐躯，为什么我们满门忠烈，连一个国家编制的工人都当不上？为什么您?死要面子，不帮我们说说话？”面对孙辈们的质疑，彭国涛常常无言以对，不知道她是不想回答，还是真的无法回答。

直到某天，她口中猛然冲出一句话：“你们曾外祖父为了革命，命都去了，尸骨不留，他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事，我们又能在他身上贪图什么呢？”

是呀，“革命干部”和“国家干部”的含义，彭国涛做到了心中有数，可是她却又表达不出来。当年，她扩红参加红军的那帮青壮年，有的人成为了部队首长，有的人成为了省市级领导，而她仍是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的临时工。

一条崎岖艰辛而又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彭国涛走得异常执着，这种执着，是对追求革命精神的执着，是毫不后悔地对待人生信念的执着，在这条路上，她已经走过了80个春秋，尽管步履蹒跚，但她却走得从容而又坚毅，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2001年，彭国涛女士逝世，享年86岁。在去世的前几日，久病迷糊多年的她，突然变得很清醒，面对几位来探望的领导，人们以为她会为亲人提出最后的要求，不料，她却说了一席很“真率”的话：

“原先，我有两件事情想不通：一、父亲为革命割了头，革命成功50多年了，他的头没找回来，连一座坟茔也没有；二、自己革命70多年，并非临时革命者，连临时的念头都没有过，还是个永远的临时工。现在我想通了，革命是不能寄予任何个人回报要求的，否则，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