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中国境内有两支由朝鲜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

第一支是在华北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其指挥机构为朝鲜义勇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

他们虽然名义上隶属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管辖，但实际上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具有流亡性质。

朝鲜义勇军将我党的抗日斗争看做东亚反帝斗争最重要的一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朝鲜的解放。

另一支是在国统区里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一样，他们虽然名义受国民政府领导，但由于其流亡性，实际上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

日本投降后，光复军的成员和韩国临时政府一起回到了朝鲜。他们和我党实际上的交集并不多。

45年8月11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决定让华北的朝鲜义勇军在武亭、朴孝三、朴一禹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并进入朝鲜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

根据这一命令，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和我们首批被派往东北工作的干部一起，于11月初进入了沈阳，准备进入朝鲜。

然而，在朝鲜义勇军先遣队进入安东（今丹东市）对岸的新义州，和苏联红军谈判入朝事宜时，却遭到了拒绝。苏联方面的理由是：“因国际上的约束，在朝鲜只允许苏联红军的武装力量存在，并不能承认任何武装力量。”

最后，该先遣队不得不于20天后从新义州撤回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义勇军总司令武亭在沈阳召开大会，宣布将全军划分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

不久后，武亭就带着一些干部返回朝鲜了，而留在东北的朝鲜义勇军事实上只组建起了一、三、五、七这4个支队。

这四个支队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东北解放时，第一支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66师；第三支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64师；第五支队被改编为解放军156师，并跟随四野一路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第七支队被改编为独立第11师。

这4个师，又在1948年年底被改编为了3个师，也就是：156师，166师和164师。

了解这三个师形成的历史脉络，对我们理解后续发生的事情是很有必要的。

1948年12月末，苏联红军按照约定从朝鲜完全撤军，不久后，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摩擦开始加剧。

49年1月、2月，苏联接连收到驻朝大使什科夫特的电报：

“近10天以来，南朝鲜警察和军队擅自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增多了……”

“三八线形势不稳定，南朝鲜的警察和军队几乎天天都越过三八线袭击朝鲜的警卫岗哨……”

4月，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判断：

“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

同月，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给斯大林发电说：

“我们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向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眼看半岛局势越发紧张，苏联一方面决定让其海军继续在咸兴港留驻，另一方面则建议朝鲜准备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4月28日，朝鲜方面委派金一来到中国，请求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

毛主席听后表示：“解放军一共有3个朝鲜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随时可以移交，另一个师因为正在南方参加战斗，待战斗结束后便可移交。”

3个月后，驻扎于长春的164师进入朝鲜，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驻扎于沈阳的166师也随后进入朝鲜，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

这年年底，四野司令员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人约有16000人……

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

现在战争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

最后，在南方作战的的43军156师及其余各部中的朝鲜人士兵共计14000余人在郑州集结，他们被改编为独立15师后，被送往朝鲜，并在随后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

至此，三个朝鲜师都进入了朝鲜。

从上述描述和一些历史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之所以同意让三个朝鲜师去朝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三个朝鲜师的前身为朝鲜义勇军，而后者本身就是一支独立性很强的部队，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本计划第一时间返回朝鲜，只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才未能如愿，留在了我国东北发展，参加我国的解放战争。

第二，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一些朝鲜人要求返回朝鲜。如四野司令员汇报的那样：“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

根据他们的请求，同时，“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

最终，16000余人中，有14000余人按照自愿原则返回了朝鲜。

第三，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从抗日战争甚至更早开始，中朝人民就并肩携手开始了抗击日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抗战结束后，朝方对我们的解放战争提供了一些帮助，不仅参与了一些具体的战役战斗，还有其它方面的支援，比如后勤支持、物资支持、伤病员转运等。这方面的内容，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46年东北战局紧张，肖华请朝鲜同志帮一个忙，金日成如何答复？》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国籍学者金东吉在其论文中指出，除了上述三条，当时国内的具体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9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450万解放军。到全国解放后，随着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的编入，解放军的数量将达到800万，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

当时，对军队的支出已经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45%，这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所以，随着战争逐渐走向尾声，我国当时已经开始着手在一些解放区实行裁军了。驻扎于长春的164师和驻扎于沈阳的166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返回朝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