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北魏的统治政策，一般都聚焦于“胡汉政策”，对北魏政权如何统治境内的汉族民众关注较多，而对于北魏政权如何统治境内的胡族，特别是如何对待胡族中的上层分子则着墨不多。

笔者以为北魏时期始终是拓跋皇室统治下，胡族汉族上层分子共同构成统治集团，有所不同的是孝文帝改革之前，由于民族的差别，鲜卑新贵与汉族高门由于对国家道路、国家制度的不同理解，时而联合、时而对立；而经过孝文帝的改革，胡汉上层分子融为一个阶层，这就是说北魏时期胡族上层分子始终是国家最主要的统治力量。

北魏胡族上层分子之构成

北魏政权如果究其民族性而言，是一个鲜卑族为统治民族，其他胡族与汉族为被统治民族的政权。鲜卑族既作为统治民族，在政事上有特殊地位，鲜卑族内部有阶层划分，除拓跋皇室外，有所谓“八族及清修之门”，鲜卑上层的八个家族，以及《魏书》、《北史》中大量出现的郡望为“代人”的鲜卑贵族，都属于鲜卑族中的上层，不仅是北魏政权的核心力量，也是北魏宫廷宿卫与征战四方的军事力量的来源。

相较于北魏政权对汉人高门的争取与笼络，对于氐、羌、丁零、羯胡等十六国时期曾建立过政权的胡族则较为提防，不仅中央重要官职中鲜有非鲜卑系统的胡族，甚至连鲜卑族内部，出身中部系统的拓跋部对东部的慕容部也多有压制，例如前文已经提及，北魏占领中原后，原属后燕的慕容鲜卑大量迁徙到平城，在道武帝晚年曾被大规模的诛杀：“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

此外，鲜卑西部系统的秃发部、乞伏部在北魏时期也罕有出任中央重要官职以及州刺史的记载，因此北魏政权中的胡人上层分子，主要以鲜卑中部系统的拓跋部鲜卑为主。

北魏立国后将拓跋鲜卑本部定为“国人”，其他胡族与汉族则为“非国人”，属于“国人”的范围主要为“八族十姓”，其中“十姓”为拓跋本部，“八族”即除拓跋皇室外的鲜卑上层贵族。这十八个姓氏是北魏时期鲜卑的上层分子，既是北魏政权的核心力量，也是北魏前期军队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那是不是说羯胡、高车等其他胡族上层分子就无法成为统治力量呢？通过梳理史料，北魏政权对非中部鲜卑系统的胡族是区分对待的，除了上文提及的曾建立过政权的氐、羌、丁零、慕容部鲜卑之外，北魏建立后归附的高车在北魏政权中地位重要，高车不仅是北魏军队的重要来源，而且高车人中出任北魏中央重要官职的人数也较其他民族为多，例如斛律金、叱列延庆等，特别是北魏孝明帝正光以后兵乱四起，高车是北魏重要的依靠力量。

总之，北魏时期胡族上层分之主要为拓跋皇室，拓跋鲜卑本部“八族及清修之门”以及部分高车军事贵族，氐、羌、丁零、慕容鲜卑等曾建立过政权的胡族则被排斥在上层分子之外？，拓跋鲜卑与高车贵族构成了北魏胡族的特殊分子。

改造与整合——维持拓跋鲜卑的统治地位

理解北魏一朝的民族政策，既要着眼于民族本身，又要跳出“胡汉”的惯性思维，国家道路是草原帝国还是转型为中原王朝，经历了太武帝时期的反复，到了献文帝时期，这一问题己经有了答案，转型为中原王朝成为北魏最高统治者冯太后、孝文帝的政事选择。

但是无论北魏政权选择何种国家道路，以拓跋皇室为核心的鲜卑上层贵族始终是北魏政权的核心力量，北魏政权始终以维护这一集团对政权的支配地位为基本国策，只是在不同时期方式不同。

北魏立国初期，属于“国人”之上层分子主要承担三项任务：其一，出任中央重要官职，掌握国家政权；其二，统帅军队出镇州郡及名都大邑，强化河北、并州、关陇等区域的控制，从而巩固北魏对新征服区域的统治。北魏征服中原后，曾在中原地区设施了８个军府，部署４万鲜卑军队对山东广大区域进行军事监控。其三，充任北魏军队的核心武力。

太武帝拓跋焘南伐时，对刘宋守将臧质言“今吾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云云，可见北魏军队中核心主力是由“国人”充当的。北魏军队主力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在北部陆续设立的六镇，六镇武力的构成，按陈寅恪先生之分析，六镇武力在设立之初是带有贵族性的，主要构成为拓跋本部贵族与中原强宗子弟。

当然这是北魏前期的情况，到了北魏中后期，六镇兵主要构成演变为高车人。二是拱卫都城平城及其畿甸区域的羽林、武贲，这一部武力既是北魏宫廷宿卫兵，也是南征北讨的国家正规军。

三是镇守中原及名都大邑的军队，是北魏前期地方军队的重要来源，这部分武力到了北魏后期演化为各州的“营户”、“府户”，成为维系地方治理的武装力量。由此进一步分析，则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前，彼时鲜卑内部尚未有阶层划分，则原各部落大人、君长在离散部落后成为北魏中央的各级官员，本部十八个姓氏的青壮年则大量充当武力，再通过战争中的军功取得相应的地位。

北魏前期对鲜卑上层分子主要充作国家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军事性是北魏前期对待鲜卑上层分子的政策特点。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北魏前期尚未完成对黄河流域的统一，东北的北燕，西部的赫连夏，北部的柔然，西北部的北凉都是劲敌。加之中原刚平，汉人大族对新立的北魏政权是不合作的态度，这些因素都需要北魏依靠拓跋本部强化武力，通过军事占领和强制迀徙维持对占领区域的统治。

北魏后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前文论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迁都洛阳，此外在鲜卑族中推行门阀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孝文帝以当时北方汉族中最为显赫的“崔卢李郑”四大家族为标准，将鲜卑上层分子“八族十姓”全部改成汉姓，推行这样的政策.

究其根本目的而言，是为了让拓跋本部和鲜卑上层势力掌握汉化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孝文帝既然已经将转型为中原王朝作为北魏国家的发展道路，那么全面接受华夏文明就成为既定政策。

长期以来留守北方的汉人大族都以改造夷狄政权、“变夷为夏”作为自身的政事目标，而孝文帝亲自主导将鲜卑上层分子“华夏化”，无疑避免了鲜卑上层势力被汉人大族“改造”的尴尬局面，这是基于顶层设计的政事考量。洛阳时代，北魏对待鲜卑上层分子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其一，宗室诸王成为北魏皇帝倚重的政事势力。

北魏中期以后，宗室诸王的政事影响力开始提升，献文帝曾依靠宗室王的力量对抗文明太后，并曾有把皇位传给任城王拓跋云的设想。孝文帝亲政后，在迁都洛阳，处理太子元徇等重大政事事件上，都通过彭城王元勰、任城王元澄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到了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宗室王己然成为北魏重要的政事力量，正光以后北方兵乱不止，孝明帝也是以彭城王、任城王统帅军队进行控制。

其二，汉化改革后，鲜卑贵族的文化地位得到提升，摆脱了“夷狄”的文化属性。汉化后的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相互融合，北魏上层势力中民族界限相对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阶层划分，汉化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高门成为同一阶层，这种演变得到了汉人高门的支持与认同，这无形中是鲜卑贵族文化地位的上升，汉人高门不再以“夷狄”视之，这种“华夏化”是文化层面的认同。

其三，通过鲜卑贵族在文化、阶层上的“华夏化”，进一步巩固鲜卑贵族的政事特权。孝文帝在改族姓过程中，曾下令鲜卑上层贵族“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这无疑是确认鲜卑“八族十姓”的政事特权，孝文帝认为经过汉化改革，鲜卑贵族已经完全“华夏化”，在门阀制度的选官标准中理应和汉人高门获得同等待遇，而且在重要官职上还具有优先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还是为了维系拓跋皇室和鲜卑上层贵族的政事利益，强化并巩固对北魏政权的支配地位。改族姓、定门阀、断北语、禁胡服，主动汉化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掌握改革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通过对鲜卑贵族的“华夏化”，在文化、阶层上取得了与汉族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鲜卑贵族旧有的政事特权。

此外宗室诸王的权力得到加强，前文所列的仆射、侍中、尚书令、车骑大将军等重要官职，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宗室诸王一般都能充任这些职位，这也是北魏政权倚重本族势力的体现。

领民酋长——笼络武力较强的胡人

贵族领民酋长是北魏时期统辖保存部落组织的胡族官职，根据周一良先生的考证，北魏时期尚有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除《官氏志》所记诸氏之外。领民酋长者实为此部落之酋帅也。

此外，周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与此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浑地汗之类也。”李凭先生曾考证北魏道武帝登国年间曾大规模离散部落，但是对于部分部落以及随后通过战争征服的胡族部落，则保留了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并未强制离散。

周一良先生曾详细分析过北魏一朝曾担任过领民酋长官职人的民族属性，他指出“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鲜卑之敕勒、匈奴、昭然可晓。唯王怀、念贤、梁御、刘亮、刘懿、张景略、齐神武、焦延昌之祖父八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

通过周先生之分析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仍有相当一部分胡族保留了部落组织，不属于国家的编户，这些部落的归属的民族，可以通过领民酋长所属的民族进行分析，主要有羯胡、高车、鲜卑别部等。

北魏保存部分武力较强的胡人部落组织，主要目的是充任武力，随之四方征讨，领民酋长一职一般为世袭。由此可以看出领民酋长的三个特点：其一，所属部落为武力强宗，具有较强战斗力；其二，有相对固定的定居区域，世袭罔替；其三，服从北魏政权统治，有义务随之四处征战。

北魏政权对于武力较强的胡人上层分子授予“领民酋长”之官号，实为对这部分胡人贵族的笼络政策，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魏军队的构成有鲜卑兵和非鲜卑兵两大系统，非鲜卑兵中除了高车之外，丁零、氐、羌、羯胡都充作武力，其中高车、羯胡是史料记载较多的非鲜卑兵种，梳理北魏时期担任过领民酋长的民族成分，也以此两类民族为多。

而北魏国家机构通过保存部落组织，授予领民酋长官号这一政策笼络武力较强的胡人部族，这一政策也基本成功。孝明帝正光以后，北境各胡族以及六镇兵人先后叛乱，尔朱荣、斛律金、高欢这些拥有“领民酋长”官号的胡人强宗，充当了控制六镇兵变、平定四方的主力。

胡汉上层势力共同构成北魏上层统治势力，北魏国家机构以笼络胡汉上层势力为基本政策，一方面维系拓跋鲜卑上层贵族对北魏政权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又不断的容纳、吸收汉族高门士族作为北魏政权重要的统治力量，同时对于胡人中的武力强宗，用保存部落组织、授予“领民酋长”官号进行笼络。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北魏最高统治者将转型为中原王朝选择为北魏的国家发展道路，用主动汉化的方式，将鲜卑贵族的文化属性、阶级属性提升至“华夏”的层面，取得了与汉人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这种用阶层划分取代民族差别的方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胡汉上层势力打成一片，解决了北魏政权中长期以来存在的鲜卑新贵与汉人高门之间的矛盾，有效的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因此北魏国家机构笼络胡汉上层分子这一一贯政策无疑是成功的政策。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既然北魏政权在其国势尚强之际主动改革，融合胡汉上层分子，推动了北魏国势臻于极盛，为何孝文帝去世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北魏政权就因为战乱而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对待胡汉上层分子政策如此成功，那么北魏政权下胡汉一般分子的境遇如何，北魏政权对待他们又采取了何种政策，也是值得深入的分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