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崇喜

微信版第1624期

总会听到有人说，“还是六七十年代好”。这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在蜜蜂的视野里，所到之处皆鲜花；在鼹鼠的生活中，却永远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生活是一种感觉，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站在搞“大集体”的立场上谈“分田单干”，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潜台词是：还是搞“大集体”好。

什么是“大集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它的组织形态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大集体”。

搞“大集体”究竟好不好，我想给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分享一个五十年代的真实故事。

1955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邻居姚姐叫我帮她开一张“申请回头粮”的条子。晚上，江秘书回家了，埋怨姚姐：“跑到乡政府批粮，丢人不丢人？”姚姐斗气地说：“你倒是长脸，家里的一点粮食都让你拿去当余粮卖了，还有大半年，你打算怎么办？把我们母女俩卖了还是供起来？”江秘书拿好言语安慰，“你不知道，我们这个黄乡长爱骂人，来一个骂一个，来两个骂一双，什么‘穷鬼’‘穷松’，张口就来，我是怕你受不了。”姚姐不屑地说：“死要脸活受罪。”

是年暑假，江秘书代理黄乡长参加宁国全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因身边缺个秘书，私下和我奶奶商量，要带我进城。奶奶答应了，嘱咐我别乱跑。进了城，他把我塞在旅馆里径直开会去了。到了晚上，他让我整理会议记录。

记得那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定产”是指按粮田的数量和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结合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来评定粮食的总产量；“定购”是指按评定的产量扣除农民需要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的余粮，由国家实行统购；“定销”是指对缺粮户 (社)实行粮食供应。会后讨论一天半，决定对余粮户进行统购，对缺粮户进行统销，对自足户不购不销。

会议结束后，江秘书又带着我下乡摸底排查，确定户型。最后一站回到荆虹大队宣讲，我的任务是照例念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人口口粮标准”。

我念完了文件，胡会计补充说：“农村粮食供应不完全是大米，还有谷子、红薯干，供应时统统按白米折算，红薯干嘛，按一斤二两折算一斤，谷子除掉四分之一的米糠。”姚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偷偷问我一句：“称谷子和称红薯那个划算？”

实行“三定”后，缺粮户确实减少了，但仍有寅吃卯粮的现象发生。因为男女有别，老少有别，工种不同消耗能量也不同，“一天一斤”白米定量标准太死了，藏粮、“满产”时有所闻。

1958年春，江秘书正式顶了黄乡长的职。那时，我进县城念初中，遇到节假日就帮他写材料。

新官上任三把火，播种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为了抓功，他就说任务超额播完了。那时谁也不怀疑谁，评了长虹乡一个先进，就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调出外援。剩下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咋整？一个普遍可行的办法是发动妇女加班加点，把种子胡乱撒在田里了事，到收割上报时依然是千斤亩、万斤亩。那时农村基层干部重功利，浮夸风盛行，遭罪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不久，刮来一阵强劲的风，到处张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红色标语。荆虹小学旁边那棵梧桐树上还按了一个高音喇叭，反复播放。

不日，江乡长下乡建社，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大会小会开个没完，发言材料，大部分出自我手。

9月，全国很快进入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长虹人民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即在全社范围内，不分贫富，黄鳝泥鳅拉到一般长，统一核算，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社员们吃饭不要钱，只管做事。“人民公社”奉行“一大二公”，实施“一平二调”。劳力被集中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化生活、战斗化劳动。

当年冬修，建一字庵水库，荆虹大队编成一个连，归属长虹营。营部规定：基干民兵统一在工地劳动，统一在工地吃饭，统一在工地宿营，几时休息，几时睡觉，一切行动听指挥。那时，学校放寒假，我们师生参加了筑堤义务劳动。

战斗打响以后，工地上红旗猎猎，社员、干部、学生，挖的挖、推的推，挑的挑，来来去去，人声鼎沸。那边，指挥部的人拿个大喇叭来回催工：挖土的要多存土，挑土要带小跑，还有那边打夯的，号子喊得响亮一些；这边，山头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愚公移山》和现场新闻。

“老年人赛黄忠，青年人赛武松，小孩子赛罗成，妇女们要赛穆桂英……”口号声震撼山岳。

由于指标订得高，任务完不成就加夜班。“汽油灯”“松明子”“竹篾火把”， 把工地照得如同白昼。

一个上半夜，我和姚姐抬石头，瞧见春子实在架不住了，就对她说，剩下这点事交给我，你先去睡会。春子没有推辞，提前下工，她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地。陈副指挥派我和姚姐护送她回家。

夜以继日的苦战拖垮了很多人，有的筋骨疼痛，有的手脚皮肤破烂，还有的得了湿气病、浮肿病。

浮肿病蔓延开来，劳动力随之减少。1963年“三八”妇女节那天，长虹公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召开全公社的育龄妇女招待会。江乡长在会上讲话：“这几年人口大量减少，由于缺乏劳力耕种，造成田土撂荒现象。要扭转这种颓势，就指望你们了。大家要鼓足干劲，快生多生，争当生孩子的模范。”

妇女们边听、边笑、边议论。春子等江乡长讲完后说：“男娃子累了一天，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躺在床上像条死狗，踹都踹不醒，总不能去偷人生娃吧？”

姚姐一边纳鞋底一边自言自语：“光叫我们生，生，生，那么容易吗？又不是屙屎拉稀！”

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江乡长，异口同声：“加油！”

江乡长早已去见马克思了，这个故事也因他戛然而止。

社会发展有它的底层逻辑，每个时代也有它所承载的历史责任。五、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在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正经历着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经济上，国家实行了集体化和公有制，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城市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计划经济，以资扩大公共积累。对于底层老百姓，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较低，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都比较匮乏，生活条件艰苦。好在那时的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很高，团结合作精神强，积极向上，自己的困难自己扛。

我想说的是，现在活下来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容易，是他们在劳力缺失的年代，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用生命和牺牲健康做代价支撑着巨大需求的发育中的祖国，以致强盛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对于这一代拓荒者，我们只能敬畏，希冀他们能度过体面而幸福的晚年。

（作者系广德市杨滩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