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郭健夫，男，1937年出生，1951年8月参加并从事税务工作，1997年4月退休，退休前在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国税局工作。

1951年8月，我初中毕业，才14岁，因为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读书，就在绥化县税务局参加了工作。

分配工作前，局长给我们讲话说，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者，收税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我们要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廉洁工作，谁敢贪污就法办谁！

当时，税务机关还是延续着战争年代的传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实行供给制，大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大大灶，住集体宿舍，早晨做操，白天收税，晚间缉私，过着团结紧张的集体生活，只有星期日一天放假，但时常还被占用。单位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没有工资，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三年发一套棉被，每月仅有一点津贴，仅够男同志买点香烟，女同志用来买些牙膏和香皂的，哪里能赚钱养家。

学习了开票、收钱等业务知识以后，我被分配到公营组，全组负责绥化县城乡国营商业及供销社的税收，征收方法实行的是到户征收，现金缴税，然后再统一送县银行入库。没有征税时，县城内纳税户集中，税还好收一些，最难的是全县200多个供销社，遍及各个区域，每家必须按时跑到，实属困难。没有公交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收税只能靠步行，一天走三四十里是常事，任务紧张时一天要走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

不仅要走路，还要背钱。那时，社会上流通的纸币是“东北币”，面额非常大，是第一版人民币10倍，人民币第一版，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倍，也就是说“东北币”10万，合现在的1元。收十几个供销社的税，就装一面袋子。收够一面袋子税款后，不管路程多远，搭不上老百姓的大车，就得背着送回县里。由于没有自行车，苦没少吃，累没少挨，但使我练就了一双铁脚板，走起路来比一般人快得多。

为了保障征期，我们把全县农村供销社分成绥西、绥北、绥东三个片，然后每个人再按逐片分户征收，提高效率。有一次，我为了赶任务，在绥北片多待了几天。当我收完双河区8个供销社的税款时，已到中午，就到小饭店吃饭。进屋掏钱买饭，才发现带的旅费所剩无几，仅够买火车票钱。要吃饭就没有买票钱，唯一的办法是动用税款，税款有一面袋子，是吃不了用不尽的，怎么办？开始时我想，先花点税款，回去后把它补上，这样谁也不知道。后来又一想这不行，一是领导有要求，纪律有规定，动用税款是违纪行为，二是作为国家税收干部，要忠于职守，不能因一顿饭，使自己违反纪律，开了这个口子，今天动用税款，明天就可能贪污税款，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理智占了上风，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动用税款，我毅然地背起了税款袋子上路了。由双河到秦家火车站，区间30多里路，整整走了一下午，虽然挨饿受累，但我心里很坦然。

那时候，农村供销社税收征期定在每月7日前入库，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在这7天里要日夜兼程，能用的时间全部用上。有一次，在津河区一个村供销社收完税款后，太阳快落山了，供销社会计说:“天要黑了，住下吧。"我谢绝了会计的好意：“任务紧张，前村供销社仅四五里路，我到那去住。”于是，我背起了钱袋子就赶路了。

这两个村子地理环境有个特点，分别在两个岗上，后村在岗北，前村在岗南，中间是个大洼子。正当我走到洼子的时候，就看南岗上下来一个人，肩上扛个木杆子，急匆匆往下走。这时，天已擦黑，路上又没有其他人，我一看心里很发慌。是进还是退？要是退回后村，还会影响工作进度。不能后退，可是什么防身器具也没有，除了钱袋子，就有个手电筒。

我就把手电筒紧紧握在手中，心想，假如是坏人抢钱，我就先用手电筒打他的眼睛，随后逃脱，绝不能让他把税款抢去。想好以后，我就迎着他走去。这个人离我很近了，约有30多岁，膀大腰圆，非常强壮。他走到我面前，停住了脚步，把大木杆子往地下一戳，大声地说：“你看见我家老黄牛没有？”

听了他的话，我赶忙说：“看见了，往北去了"。他听了我的话，就往北走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谎，紧张到了极点，握手电筒的手上全是汗，随后，我也就急忙往南跑，到前村供销社时,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到了1953年时，上级下拨了一批自行车，也分给我一辆，骑上新自行车那种感觉，比现在坐汽车还美。我有了这辆车，干劲更足了，起早贪黑，抓紧征收，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年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县委授予“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突击手”称号，受到了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