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来，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段充满辛酸与屈辱的近现代史。在那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危急时刻，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唯有革新才能进步、唯有进步才能使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

在语言文字方面，这种革新意识主要聚焦在两点上：一是将文言文变为白话文，二是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在这个汉语变革的过程中，曾有许多大学者巧妙地表达自身立场，如黄侃讲了两个关于胡适的段子，赵元任则写下了三篇千古奇文。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文言文和汉字的变革基本是同时展开的，不过二者取得的成果并不一致。白话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汉字也未被拼音取代。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文体和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对此笔者将末结合黄侃的段子、赵元任的奇文展开讨论。

一、黄侃的两个段子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一事件一般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舞文学想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停止使用已经丧失活力的文言文。这一提法很快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和鲁迅等人的支持，白话文运动亦由此展开。

不过，当时也有不少反对白话文运动的大学者，如吴宓、林纾、梅光迪和黄侃等。黄侃更是针对胡适讲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以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

第一个段子是从胡适的名字入手的。有一次胡适碰到黄侃，黄侃忽然来了一句：你不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一听这话不由感到不解，便问黄侃为什么这么说。黄侃答道：如果你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胡适这个名字也应该翻译成白话。

第二个段子则是假设了一个事件。有一次黄侃在讲课的时候，拿胡适举了一个例子：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必电报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文言文仅需“妻死速归”四字，仅电报费就可省去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具有简短却含义丰富的优点。

对于这两个段子，胡适是给与了回击的。他说行政院有位朋友发信邀他去做行政院秘书，他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而用文言文写的话，可能要“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十二个字。

二、赵元任的三篇奇文

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字是否拼音化的问题曾引起激烈讨论。1958年2月11日，国家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实行拼音和汉字结合的方式。针对汉字是否应该保留的问题，赵元任先生曾以同音字写下了三篇奇文，以表自身的立场。

第一篇全文只用了一个音“shi”：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第二篇只用了一个音“yi”：

漪姨倚椅，悒悒，疑异疫，宜诣医。医以宜以蚁胰医姨。医以亿弋弋亿蚁。亿蚁殪，蚁胰溢。医以亿蚁溢胰医姨，姨疫以医。姨怡怡，以夷衣贻医。医衣夷衣，亦怡怡。噫!医以蚁胰医姨疫，亦异矣；姨以夷衣贻医，亦益异已矣!

第三篇只用了一个音“ji”：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这几篇文章，就算请最优秀的播音员来读，听者也会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的话，稍有文言基础的人都能看懂大意。也就是说，拼音存在一个同音的问题，而汉字中存在大量同音字。有人可能会说，生活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句话中使用这么多同音字，即使是在古代文献中，我们也找不出一篇全是同音字的文章，这根本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赵元任的这几篇同音奇文展现的无疑是一种极端情况，我们确实可以将之当成一种文字游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字游戏却也意味着汉字和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三、由黄侃段子和赵元任奇文看文体与文字和文化的关系

在引言部分，笔者已经谈到：文言文和汉字的变革基本是同时展开的，不过二者取得的成果并不一致；白话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汉字也未被拼音取代。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涉及的是文体、表达习惯的问题，汉字和拼音之争涉及的除了表达习惯、书写习惯的问题之外，还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1.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背后的文体问题

黄侃第一个段子中提出的问题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解决的方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文言熟语。如今我们虽然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用白话口语交流，但在写作和日常交流的过程中还是会保留一定的文言，如“过奖”、“久仰”等等，而这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不便。而在起名的时候，我们更是会有意去选择带有象征意义的文言字词，要不然到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狗了。

黄侃第二个段子中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一方面它带有强烈的时代感（电报按字计钱），另一方面它本身就存在表意不明的情况。把语境转换成当今电话或微信交流的情景，一个人如果忽然对我们说“妻死速归”，那我们肯定要问一句“是谁的妻子死了”。也就是说，文言文信息密度大的背后还暗含着歧义性的问题，这就非常考验接受者的文化程度甚至推理能力了。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创作者就因受众的问题而关注到了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唐传奇和古文运动有着一定关联，创作者已经有意识地抛去一些生涩的字词，但整体上还是属于文言，这就导致唐传奇只流通在文人圈子里，而不能被一般大众所接受。但在宋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却出现了“舜王治世，举‘八元’、‘八恺’，共十六个才子，是有贤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职”这样文白相杂的句子。这是因为说书人要在民间讲述故事，接受群体是普通百姓。到了明清时代，文言白话小说已经发展得极为蓬勃，四大名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也就是说，古代的叙事文学的创作者已经有意识地在文言中加入白话，以使作品更为通俗易懂。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即使在古代，普通人之间交流用的也是白话而非文言。因此，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文体的转变，一种表达习惯的转变。况且，文言和白话本身也并不是水火不容有此无彼的，古代小说中能在文言中掺杂白话，现代文学也可以在白话中掺杂文言。

2.汉字和拼音之争背后的文化问题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前文笔者只是引述了赵元任的三篇奇文，但并未说明他的立场。这主要是因为赵元任本人其实是汉语改革的坚决拥护者，在《语言文字》一书中，赵元任曾这样解释道：

其实我是说呀，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本身呐，当然不能不写你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当然也非用中国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刚刚是‘有限’的反面儿——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说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普及教育啊，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

不难看出，赵元任之所以写这三篇奇文并非是为了说明保留汉字的必要性。不过赵元任的三篇奇文及他本人做出的解释，却也透露出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赵元任虽是怀着游戏的心态创作这三篇奇文，但这种行为本身却表明汉字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的载体，它本身已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这种文字游戏对应的，还有其他文字艺术，比如书法艺术。也就是说，汉字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赵元任提出“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但这有限的场合其实都关乎中国文化的根本。比如古代文学和历史，如果将它们都完全转换成拼音文字，那无疑将对传统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转化成拼音的话还有什么韵味？不难看出，如果将汉字完全拼音化，必然会造成文化断层的问题。

此外，将汉字完全拉丁化也将造成交流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者众多不同的方言，在民间“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正是汉字，在漫长的历史中将说不同方言的人们联结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版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