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派总体上分为两大派，一者是偏重自造的左宗棠、张之洞；一者是偏重买买买的李鸿章。相应的对于西方入侵者也就产生两种方式，偏重自造者主体主张反抗，偏重买买买者主张妥协。

两大派别的典型代表就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张之洞毕竟比曾左李晚了一个“年龄代”，张之洞崛起已经是1880年代了，不像曾左李崛起于剿灭太平天国。

世人都说李鸿章受保守派压力大，左宗棠其实更大：两次战争让清廷彻底失去存在“合理性”

李鸿章受到的各种攻击主要是保守派、清流，但他却有英法俄日等外国侵略者的青睐。从而无论怎么攻击，清廷都不敢也不会对其有什么重大惩罚。

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领袖”同样受到保守派、清流地攻击，同时更多了“买买买派系”地攻击，外国列强地攻击，清廷内部“扶满抑汉”思想地攻击。因此，左宗棠在改革中受到的阻力更大，更不容易。

晚清一味妥协，使其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合理性”。

晚清对西方的一味妥协退让，虽然延缓了统治阶层因为战争而导致颠沛流离、经济更大的颠簸，但因为其领土不断被出卖、经济和司法主权不断被让渡，造成其存在的“合理性”逐渐降低。

“合理性”不是“合法性”，现代人再说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就纯粹是僵尸复活了。“合理性”就是你这个政权存在的意义，老百姓的话语就是“你存在有什么用”！因此，“合理性”无外乎就是保护百姓不受到外人的侵害、保护朝廷的边界（也就是祖宗的房基地）、让百姓活着吃饱等等。

其一：朝廷观念和近现代的国家观念虽然本质上不同，但在表现上没啥不同。割让、赔钱、下跪都不是什么“荣耀”的事儿。

其二：清廷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与汉精英“完美合作”的典范，显然让汉精英更多地想到汉唐“荣耀”，从而降低与其“合作”的意愿。

其三：两次战争彻底让官方、民间的“强硬汉精英”失望，从而失去其支持，开始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而不是所谓的朝廷义务。前者“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在“抵抗派”军政人员彻底失望，“晚清第一帅”当时最能打的中国帅级军政代表左宗棠的病逝，代表当时最大的最后的“晚清脊梁坍塌”了。

“甲午战败”的彻底战败，使得“洋务派”彻底失败，中国由不算弱变成彻底弱国，民间汉人精英阶层中的“抵抗派”则对其彻底失望，走向了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更为严重的就是，大部分官僚阶层、精英阶层则走向“物质主义者”，只要是能够得到利益，一切皆都可以抛弃，由此，李鸿章、袁世凯等“精致利己主义者”纷纷茁壮成长。

晚清和李鸿章“依赖”侵略者“以夷制夷”，左宗棠则“利用”侵略者以自我为基础“制夷”

晚清不断地更换“依赖”者，但每次换每次都被欺骗，李鸿章等人美其名曰“以夷制夷”，但都不如左宗棠的一句话“外敌如犬，肉尽而食骨”，左宗棠是“利用”外国侵略者。

英国作为第一个入侵中国、打开大门的西方国家，因此，李鸿章希望“依靠英国”去进行洋务运动。然而，英国在晚清时代，对于晚清的帮助非常有限。特别是“甲午战败”前，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密切。“甲午战败”后，英日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此情况下，晚清政府选择“依赖”沙俄。结果，晚清靠谁谁不靠谱，其结果就在于“国力”不是靠谁，而是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获得的。

相反左宗棠一直是“利用”而非“依赖”外国侵略者。以福州船政局（福州马尾造船厂、船政学堂等）为例，左宗棠认为英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不可能真心教我们。因此，选择法国比较合适，法国为了和英国竞争，会教得更多一些。因此，左宗棠和法国工程师签订了合同。

合同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给你高工资，你在三年内教会我们开船、教会我们一些造船技术、教会我们一些大海战的战略战术，如果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给你们高奖金！但除了高工资、高奖金外，你们一切不得插手，并按照我们的考核认定你们是否完成任务。

也就是说：左宗棠从来就不认为法国人会真的把一切交给我们，那没关系，我的基础是0。从0你教到3，我们就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要不然，你给我一张图纸我都不会看。你想赚钱不？想，就教给我。

可以说，左宗棠就是“拿钱砸”，砸那些希望赚钱的人、希望借助船政局引入本国武器的人。但是左宗棠在与法国人签订的合同中，有意识地规避了后者意图。

可以说，左宗棠和李鸿章给我们带来许多价值。李鸿章的“买买买”从来带来的只是“表面上的强大”。但左宗棠的“买造结合”战略却给我们打下了“强大”的基础。

历史已经给出了两种道路的结果，李鸿章的“买买买”除了留下教训外，只有一堆废铜烂铁。左宗棠的“买造结合”却使得1950年之前，中国海军的“软件”仍然以“船政”为主体。

从左宗棠临终前的遗折，看其与李鸿章性格与人生境界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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