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们回归《资治通鉴》的时间线，看看周赧王八年（前307年）赵国发生的大事：赵武灵王锐意改革，成就出中国历史上典范式的“胡服骑射”，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第一次公开且高调地降低姿态，向蛮族学习取经的大事件。有人痛心疾首，痛斥赵武灵王目光短浅，自甘堕落，有人拍手称快，赞美赵武灵王勇于扔掉身段的务实作风。

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先从事件本身看起。

《资治通鉴》这段内容来自《史记》，《史记》又是从《战国策》的内容删改整理来的。如果还原到《战国策》的版本，确实过于长篇大论了，而且重点都在修辞技巧，所以《资治通鉴》的版本虽然精简，但主线并不存在缺环。

《战国策》的版本是从赵武灵王和大臣肥义闲聊天开始的，《资治通鉴》却首先塑造赵武灵王的形象，说他北上跟中山国抢地盘，走到房子——这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附近，然后来到代地，再向北走，到达无穷之门，然后西行至黄河，登上黄华山，和肥义商量该怎么教导赵国人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的骑射技术。

《资治通鉴》描写赵武灵王的这段路线是有深意的，表示他既要吞并中山国，又要向北开疆拓土，跟游牧民族抢地盘。那些地名当中，代就是被赵襄子用金斗（zhǔ）之计吞并的那个代国，后来被赵武灵王改成代郡。

代地范围比较大，最北端就是无穷之门——这个名字听上去虽然很有玄幻色彩，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元朝的中都就在这里。那么可想而知，元朝既然能在这里建设中都，说明这里正是农耕文明通向草原文明的一大交通枢纽。

大约在赵国人看来，从这里再往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了，所以叫它无穷之门。赵国修建长城，最北端的一段就在无穷之门。你今天去张北县的话，可以玩张北草原，可以玩天鹅湖湿地公园，可以看元中都遗址公园，还有机会看到战国城墙遗址——那也许是赵襄子修建的边城，也许是赵武灵王修建的长城，难以辨别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三晋的地缘关系。通常说起“三家分晋”，说的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但如果从北向南依次来说的话，那就不该是“韩、赵、魏”的顺序，而是“赵、魏、韩”的顺序。魏国北有赵国，南有韩国，西有秦国，东有齐、鲁、宋三国。韩国也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北边变成魏国，南边变成楚国。

魏国和韩国都处于“天下正中”，说起来好听，实际四面受敌，怎么都施展不开。赵国其实也算四面受敌，但北面的敌情比较特殊，没有强国，只有强悍的游牧政权。赵国东北方向还有一个邻近的中山国，复国之后欣欣向荣，属于二线国家里的潜力选手，但毕竟还只是二线国家嘛。

赵国要想开疆拓土，太难从一线国家那里占便宜，所以战略重心必须转移，只有灭掉中山国，向北驱赶游牧政权，一路向北，才能用最小的代价给赵国换来最大限度的开疆拓土。

打中山国倒用不着什么新办法，打就是了，但是，要主动出击游牧民族的话，传统打法注定没有好下场。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妇女儿童都能骑马射箭，人的一生就是活在马背上的一生，打起仗来就像一阵狂风，来无影去无踪。

草原生活特别靠天吃饭：天气好，水草丰茂，大家就都有好日子过；如果遇到天灾，水草贫瘠，那就换地方，反正机动性强，也没有房屋、农田这种拖累。但如果天灾的受害范围太大，那就惨了，因为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是没多少储藏能力的，而储藏能力弱，就等于抗风险能力弱。

那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出去抢农耕民族的。

农耕文明对付游牧民族的传统策略只有一个：修建防御工事。可以是堡垒，可以是城墙，总之要把人和财产保护好，不让骑兵冲进来。退一步说，即便没有防御工事的掩护，仅仅做到自保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把战车围成圆环——没有战车的话，只要大家一起举起长矛，矛头向外，骑兵自然冲不进来，这是全世界的战术通则，欧洲中世纪步兵防御骑兵正是这么做的。

步兵把大型盾牌紧密排列的话，也完全可以防住弓箭，这是古罗马步兵兵团的惯用战术。也就是说，守，确实守得住，难点仅仅在于只能防守，没法进攻，换句话说，这就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是的，如果拿机动部队去找游牧部落打野战的话，那么打又打不着，跑又跑不赢，步兵和车兵都比不上人家骑兵的机动性。这，就是赵武灵王想要解决的战术难题。

解决方案说起来竟然相当简单，正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照搬游牧民族的作战技术也就是了。但是，这种“简单”，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要想扔掉文化自信，扔掉自尊，向自己从来都瞧不上的野蛮人学习，实在太难跨出这一步了。

当然，极个别的像赵武灵王和肥义这样具备远见卓识的人确实做得到，但要想在全国普及，移风易俗，这实在强人所难，怎么看怎么都不可能。

习俗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熟悉永远意味着安全，所以很多人即便从幼年开始就饱受父母的虐待，但成年之后还是会成为孝子贤孙，而不是果断和原生家庭撇清关系。那么可想而知，赵武灵王想做的事，会在多大程度上挑战赵国人的传统和自尊，所以赵武灵王才会说出那句名言：“愚者所笑，贤者察焉。”

这正是集权政体的效率优势——群众的意见注定是保守的，如果任凭一人一票的话，那么一切高瞻远瞩的改革方案注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赵武灵王的想法是：改革必须进行到底，但怎么入手，不能蛮干，而要精心设计改革阶梯。

第一步，就是《资治通鉴》所谓的“遂胡服”，也就是说，赵武灵王把“胡服骑射”分成两部分，先把胡服落实下去，等落实好了，再搞骑射。

所谓胡服，就是把赵国的传统服装改成游牧民族的服装，宽袍大袖改成窄衣短袖。

所谓宽袍大袖，其实只是贵族装束，而不可能是赵国平民的装束，因为平民一旦宽袍大袖，那就没法工作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宽袍大袖所传达出来的讯号，恰恰就是：“看嘛，我这身衣服太不方便做事了，所以呢，我就不是做事的人，你们这些窄衣短袖的人去做事好了。”

也就是说，宽袍大袖之于赵国贵族，纯属炫耀性消费，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彰显自己没法做事，所以不做事。所以，让这些人改穿胡服，难度不亚于让今天那些穿高跟鞋的时尚女性改穿劳保鞋。

另一个问题是：赵武灵王不是要搞胡服骑射吗，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里只是提倡胡服，却根本不提骑射的事情呢？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管理学上的经典难题：到底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逆转传统、移风易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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