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刘彻后期最大的政治动乱，也给西汉国力带来了极大的损伤。在这次动乱中太子刘据因为起兵反叛失败而自尽，数万西汉军队在长安城中自相残杀，搞得尸横遍野，国家动荡不安。对于这场动乱，数千年以来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所有的分析文章中，对于刘彻与刘据父子相残的讨论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理解，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父子，为什么会走到了相互残杀的地步。而刘彻为了废除刘据的太子，剥夺刘据的权力，是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置其于死地。

对于这样的疑问，数千年来历史学者们得出了不少的结论。有的说是权力争夺，导致刘彻对刘据猜忌。也有的说是刘据当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等不及想坐上皇帝宝座。还有的说是以江充为首的宠臣挑拨了刘彻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两人之间矛盾加大，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的动乱。从史实上来看，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却各有偏颇之处。从深层次来看，刘彻父子相残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里面既有皇权之争，也有施政理念的冲突，更有政治利益派系在背后推波助澜。因此正确认识这场动乱的起因，要从多方面进行认识和解读。

在刘据当太子之初，刘彻是对其非常宠信的，给予了其极高的规格和权力。刘彻选取了当时西汉儒家学者中最具名望的人士给刘据当老师，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石庆、石德父子，也有周勃之孙周建德、与董仲舒齐名的学者瑕丘江公等等。而且刘彻还为刘据修建了博望苑作为礼物，使其成为刘据结交宾客，招纳门客的重要场所。正是因为这些超规格的待遇，使刘据在朝中独成一派，最终形成了垄断朝政的太子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汉的丞相都由太子党大臣出任，如赵周、石庆、公孙贺等等。

支持刘据的大臣除了他自己招揽的儒家宾客外，卫霍外戚集团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力基础。以卫青和霍去病为基础的两大家族，成为既窦氏和王氏外戚集团后西汉朝廷最为显赫的家族。卫青作为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帝国兵权，地位还在丞相之上。他作为刘据的舅舅，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平阳公主的丈夫，成为了刘据身后最强大的支撑。霍去病少年英才，战功彪炳，是卫青之后最厉害的将领，也是刘彻依仗讨伐匈奴的重要将领。可以说在卫霍外戚集团的支持下，整个西汉军队都是刘据的支持者，使他的太子地位非常稳固。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刘彻对刘据是非常倚重的。在刘彻出巡期间，国家的政务都是由刘据代理，可见当时他对儿子的信任。但是当卫青和霍去病相继去世后，父子俩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最终演变成了父子相残的凄凉结局。其中的原因不只是个人和权力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政治矛盾和历史演变的结果。

刘彻父子俩最大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上的大小，而是政治理念上的冲突。很多人认为刘彻觉得刘据权力太大，因而产生了猜忌，这其实是很偏颇的看法。刘彻早晚要死的，他的皇位终究会传承下去，储君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刘彻不可能为自己权势而选择懦弱太子，因为懦弱太子无法保住他打下的江山。

刘据不是懦弱太子，否则他也不会起兵对抗刘彻，但他和刘彻却有着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前文讲过刘彻是典型的外儒内法的皇帝，儒家学说只是他粉饰太平的工具，法家刑名之术才是他治理国家的真正手段。刘彻这种功利的治国思想受到了很多儒家学者的反对，尤其是对匈奴战争开始后，刘彻的政策走向更加倾向于穷兵黩武。刘彻知道朝廷内部的这种矛盾，他一边纵容张汤等酷吏打压儒家的反对派，一边通过各种手段缓和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些手段能够暂时起到平息矛盾的作用，却给父子关系带来极大的隐患。

刘据是在儒家学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他宅心仁厚，所以对法家的残酷手段强烈反对。刘彻和稀泥的办法只能安抚反对的儒家大臣，却对年少气盛的刘据不起作用。随着讨伐匈奴战争的进行，西汉国内的负担越来越重，各种政治矛盾叠加，让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刘据作为儒家官员的拥护的太子，在这场派系冲突中站到了第一线，成为刘彻施政最大的阻碍。所以父子俩矛盾越来越大，一度需要卫青从中说和才能缓解紧张气氛。可是当卫青去世后，父子俩的矛盾便没有了调和人，也就走上了自相残杀的不归路。

可以说刘彻父子的矛盾激化，大部分原因是儒家和法家矛盾在西汉朝廷政治冲突中的表现。在这些政治冲突中，既有学说的派系之争，也有政治利益上的互相倾轧，将汉武帝时期的朝廷党争推向了白热化。作为儒家代理人的刘据是严重反对刘彻的政策，并且将穷兵黩武带来的民不聊生，归咎于刘彻政策上的失误。他不会直接向刘彻开炮，但是会直接打压和惩处刘彻身边的法家官员。于是这些法家官员便集合起来形成反太子集团，力图将刘据从太子位上拉下来。他们知道一旦让刘据继承了皇位，法家官吏将彻底被驱逐出西汉朝廷。

于是儒家太子党和法家反太子集团的斗争延续出了新的花样，法家官僚们用尽手段挑拨刘彻和刘据之间的矛盾。以江充为代表的官吏们用各种办法挑衅和构陷刘据，使得刘彻对刘据的意见越来越大。他们只有将刘据拉下马，才能保住法家在朝廷中的一席之地。如果让刘据顺利当了皇帝，按照他的习惯必然高独尊儒术，这对诸子百家都不是啥好事。因此太子党和反太子派的斗争越发激烈，而刘彻却将其看作了太子党对他的反对。这其中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儒家对刘彻国策的强烈批评态度，和刘彻对身后名的看重

刘彻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极大的功绩，甚至能够与秦始皇比拟。晚年的刘彻对身后名非常看重，尤其是他执政的功绩是不准任何人反驳和批评的。然而儒家认为刘彻做法是穷兵黩武，给国内带来的极大的伤害和负担，所以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刘彻的国策。刘彻担心自己去世后，刘据上位会在儒家的推动下废除他建立的国策和制度，甚至于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这方面是刘彻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法家也抓住了刘彻这个毛病，将父子俩的矛盾不断地挑拨和激化。

如果说儒家和法家的矛盾是刘彻父子反目的外因，那卫霍外戚集团独大便是他们父子反目的内因。从吕雉外戚集团开始，西汉就陷入了外戚集团循环独霸朝政的怪圈。在吕雉之后，相继出现了窦太后、王太后等皇后的外戚集团。即便是出嫁的馆陶公主刘嫖，也想利用皇后陈阿娇的特殊地位构建外戚集团。刘彻从亲政开始便受到外戚集团的掣肘，一度被窦太后完全压制，丧失朝廷的主导权。所以外戚专权成为刘彻的逆鳞，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即便卫青和霍去病表现得毫无专权的态度，他对他们也不能完全放心。

因此刘彻扶持了李广利军事集团与卫霍外戚集团制衡，避免出现军权旁落的情况。而卫霍外戚集团又是太子党的中流砥柱，这使得刘据无法避免地卷入了军权的争夺之中。军权是皇权的最大保障，因此这样的情况让父子俩矛盾彻底激化，朝廷政治斗争白热化。而李广利的外甥正好是昌邑王刘髆，于是这便点燃了李广利集团争夺太子位的野心。于是外戚集团斗争演变成了两个外戚集团争夺太子位，这使得朝廷政治斗争出现了失控的苗头。而刘彻又将这种政治动荡归咎于刘据的野心，于是父子俩开始互相残杀。

从史书记载来看，刘彻父子自相残杀实际上是外因和内因共同催化的结果。刘彻和刘据本身在执政理念上就有矛盾，在儒家和法家官员的推动下，卷入政治派系的斗争之中，最终使父子直线充满不信任。由于刘据的太子党有极大的外戚集团的因素，所以触动了刘彻的逆鳞，使他对儿子猜忌万分。而刘彻作为皇帝的自傲，不允许他在儿子面子认输，各种矛盾的推动下，将其作为皇帝刚愎自用的一面表现出来，于是才有了父子相残的结局。可以说刘彻千方百计置儿子于死地，完全是政治斗争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个人情仇使然。政治斗争到了最后，谁都有没退缩的余地，除了胜利，就是败亡，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