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与一锤定音，困扰千年的选才困局，至今无解

用人是自古以来的第一大事，也是第一难事。

北宋时期的苏东坡，曾经在《私试策问·人与法并重》一文中提出，在选官过程中如何做到人与法并重的问题。概况而言，就是在选官过程中如何化解、平衡人情干扰与规则束缚二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之问”。

唐朝及以前的选官制度，相对而言是比较随意的，部门长官或者用人单位头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独立判断来选拔人员，也就是说在选官事宜上，部门长官完全可以独断专行，“一锤定音”。

在唐朝前期，“一锤定音”法是朝廷选官用人的主流体制。“一锤定音”最大的弊端就是全屏主观臆断，一个人能不能用，能做什么官、做多大的官，全凭长官一句话。到了后来，为了防范个人喜好、家族势力等对选官的影响，逐渐出台了一系列的考核评选制度，例如礼部的“糊名易书之法”，也就是在考试过程中密封应试者的姓名，统一誊写试卷，避免考官借助笔迹优亲厚友或肆行腐败；吏部也建立了一系列“长守不易”考察、举荐、罢免的规矩。

特别是吏部的这一套考评制度，包含了出身、任职经历、考评业绩、举荐人、年龄、资历等一系列要素，而且每一项要素都要有案可考、有据可查。

上述这套考评制度，完全符合今天许多单位和企业流行的量化考核体系，看起来很科学是不是？但弊端在于，一旦有了程式化的模板，有许多人就会照着考评制度做事，有的人也许实绩并不怎么样，风评也一般，但完全可以把考评表做得很“漂亮”；而很多善于考试、善于把考核表做得“漂亮”的人，又不见得是可用之才，有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有些德才素质要求特别的岗位，常常是“考试”高手所难以应付的。而那些真正有实绩、有才干的人才，反而很难通过这一系列繁复的考评制度脱颖而出，完全近乎“按图索骥”。

“一锤定音”的确可以让独具慧眼、心存公正的官员选拔出真正合用的人才，但又过于随性，完全依赖部门长官的见识和人品；“按图索骥”的确做到了有理有据、依法选才，但效率低下，而且结果往往不尽人意。

于是，“苏东坡之问”就旨在在“人选”与“法选”的矛盾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虽然苏东坡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指明他究竟找到了平衡点没有，但他自信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平衡点。

关于这个平衡点，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在点评一个历史事实的时候，以“臣光曰”的口吻，间接地做了回答。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德宗即位之后，崔祐甫担任了宰相。崔祐甫到任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变动官员，在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进行了八百人次的官员调整，朝野震动，质疑崔祐甫“任人唯亲”的声一时四起。在唐德宗为何“多涉亲故”的连番质问下，崔祐甫理直气壮地答复：“既然陛下任命我担任宰相，选拔百官，那我自然要认真对待、谨慎负责，因此只能在熟悉的、接触过的人里加以选择，否则就很难做到量才而用。”唐德宗于是释然。

崔祐甫的回答看似能自圆其说，但问题在于，如果选官只能在熟悉的人之中选择，按照唐朝的用人制度，许许多多的中下级官员都要通过皇帝、宰相、吏部尚书来选拔任用，备选人数众多，这三个人又如何保证对每一个备选者熟悉呢？

于是司马光就在关于这段史实的评论里提出了“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的办法。司马光的办法，用白话文来说，就是改变某个人“一锤定音”的方式，用众人来推举，然后通过公正的办法（法制）来选拔，在这中间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

司马光的这番议论，也许是“苏东坡之问”最接近标准答案的设想了。但这个设想也是美好而空泛的，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落到实处，这恐怕是当时的北宋王朝难以现实化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

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选人用人依然是各个领域的一大难题。哪怕是那些极力鼓吹西方式民主的国度，民众信息来源单一，与候选人又很难有实质性接触，所谓的“公选”和“民选”依然会被候选人的表演或者单方输出的信息所蒙蔽，一次次看似声势浩大、光彩耀眼的“大选”，也常常会变成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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