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吃萝卜条
1940年秋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太行山腹地武安的梁沟村视察。这里山高林密,八路军军工部所属一个兵工厂就设在这里。当时左权同志正患牙痛,他在厂长陈志坚陪同下,一手托着腮帮子走遍了大半个山头。这天中午吃得是小米焖饭炒萝卜条,为了照顾左权将军的身体,陈志坚同志让伙房多炒了一盘鸡蛋。当鸡蛋与萝卜条同时端上时,左权同志光吃萝卜条而不吃鸡蛋。一顿饭吃下来,鸡蛋丝毫没动,弄得陈志坚同志很尴尬。率千军万马奔波于枪林弹雨中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一点也不搞特殊。
李达拔野菜
1941年夏秋之际,一二九师的参谋长李达也来梁沟兵工厂视察。他的视察方法比较别致。他拿上一个大竹篮子,一边察看地形,一边拔野菜。野菜拔满了篮子,撤退的路线在脑子里已形成脉络。他说:“一个指挥员不能光熟悉前进的地势,也要摸清退却的道路,这样即使打了败仗,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回到兵工厂里,他把野菜拿到伙房,让炊事员泡制一下,用盐和蒜泥调了调,成为中午下饭的好菜。陪同李达同志吃饭的厂领导说:“我们没有招待您,您却为我们做了一顿别有滋味的佳肴。
刘司令员登门赔碗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在治陶村时,刘伯承司令员和我家同住在一个胡同里。刘司令员有个小儿子名叫太行,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俩经常在一起玩要、学习,相处关系很要好,彼此之间亲如兄弟。
一天中午,天气非常热,我和太行等村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到街上树荫下吃午饭。我们边说边笑边吃,无意中太行把我手中的碗给碰掉打碎了,太行一看赶快跑回家告诉了他母亲。不多时他母亲拿着一个花瓷碗到我家来赔碗,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收,刘司令员知道后,他亲自拿着碗又一次来到我家赔碗。我母亲硬是不肯收,可刘司令员说啥也不行,并严肃而又亲切地对我母亲说:“大嫂,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纪律,你若不收下这个碗,不是让我违犯纪律吗?”我母亲一看,实在推脱不下,无奈只好把这个花瓷碗收下了。
这个碗我们家一直把它珍藏几十年了,它铭刻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好作风,好传统。(乔恒祥口述)
邓政委为俺松绑
刘邓大军住在治陶时,邓小平政委住在我的家里。战争年代,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当时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一到晚上,行人都要知道口令。
一天晚上,我因事外出回家时天已很晚。村口站岗放哨的两名警卫战士向我询问口令。因我耳聋没有听见,没有回答。于是,两名战士便将我当作嫌疑分子,捆绑起来。他们二人不认识我,便报告了首长。邓政委知道后,赶来一看是我,立即动手给我松了绑,并连声向我和我的父亲赔礼道歉。(黄魁安口述)
睡觉打地铺
1947年秋,受党中央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土地会议。冀鲁豫、太行、太岳、豫皖苏等各区县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人参加。
当时的住房很紧张,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分散居住在治陶周围十几里地的山村里。炕占满了,就在屋子地下打地铺休息,没有枕头就找个砖。此时已进人初冬,地面又潮又凉,但他们没有向群众伸手要一铺一被。有时会议在夜间举行,住在涉县石坡、龙虎(紧挨武安冶陶)等村里的同志没有手电筒,走十几里崎岖的山路按时参加会议。
一有空闲,他们就帮助乡亲们担水、扫院子、干活、与农民拉家常、谈心、宣传土地法、宣传党的政策,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群众欢迎。
杨之华、卓琳推碾子
1946年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领导干部津贴、服装全部上缴的计划,开展依靠自己劳动生活,勤俭节约支援前线的运动。边区政府在冶陶办起了兴济饭庄,在固镇成立了贸易部。
中央局组织部、民运部的干部家属组织起来自己动手,推碾拉磨,纺花织布做豆腐。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卓琳、干部科长肖俠和杨之华(瞿秋白同志的爱人)等在职干部一边工作,一边自己拉碾、推磨。白天没时间,就夜里磨面、碾米、筛面,和普通家属一样,为机关食堂节省了开支支援了前线。她们用过的纺车、石磨至今还留在那里。
简朴的会场
1947年秋,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准备召开边区土地会议。为了防止安阳城内的敌机来冶陶轰炸,中央局领导决定在村东的黄土崖下,挖窑洞、地道。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一镢一镢,一锨一锨,一筐一筐手递手的传递,挖成了25个窑洞和两条500米长的地道。
10月2日,边区土地会议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县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名,自己挑着行李,徒步来到冶陶,分居在治陶及其周围十里八乡的山村里。大会会场设在黄土崖下的窑洞前,会场布置的相当简朴。整个会场用数百根长长的木棍和几百张农家席子搭成,主席台上的桌子是从老乡家借的,参加会议的同志坐得是平汉战役缴获的钢轨。
为了隐蔽自己,麻痹敌人,会场顶棚全部用茅草遮盖。会议就在这简朴的会场召开了。会场主席台正中,挂着毛主席的像。当时,正值秋末冬初,天气渐渐变冷,而参加会议的同志坐在冰凉的铁轨上,静听首长们讲话,充满了严肃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80多天的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