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就进入了相持阶段。一切不出毛主席所料，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都是两重性，局势刚刚缓和一点，他们就开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发起了两次比较大的反共高潮。

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指导在重庆从事外交的同志和前线的指挥员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国民党的反动浪潮进行反击，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面揭破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的目的；并且在占到优势的时候，不主动扩大优势，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这三个政策。

三种策略的同时运用，打破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最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基础。从此，“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成为了我们对抗矛盾，化解矛盾的主要原则。

同样，我们思维的深化也需要这三个原则。因为思维就是客观规律在我们头脑中的映射。客观规律就是矛盾的，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绝对性就是客观规律正确地揭示了一些事物的内部矛盾；相对性就是客观规律是有适用范围和条件的。

思维反映着客观规律，思维同样也是矛盾着的。当正确地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经验和方法就是这种矛盾的相对统一。但是这种经验和方法是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换一个空间和时间，这种经验和方法是否适用就打了一个问号了。

所以，思维的提升就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方法，以适用于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和条件。就像毛主席教育红军指战员说的那样，各级指战员不仅能够指挥小部队，还要能够指挥大部队；不仅要在一个地方能够指挥战斗，还要在多个地方能够指挥战斗，这样才能说明他们提高了。

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思维的提升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理有利有节”这三个原则也是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就分开的聊一下。

首先说有理原则。“理”从何来？从我们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中来。“理”只能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总结或者学习别人的间接经验，别人的间接经验有书本，讲座等等获得方式。而所有的经验都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把适合现实的道理提炼出来，把不适合地剔除出去，这就是“有理”。

“有理”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内在矛盾。比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本质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就是“有理”，以后所有战略和战术都是要符合这个“理”。因为这个“理”的正确，那胜利也就到来了。

第二，我们聊聊有利原则。“利”是“理”的结果，有正确的“理”就会产生“利”，有没有“利”就是对“理”是不是适合实际的检验。当然，“利”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真正好的“利”就是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个人和集体利益。如果有冲突，就需要眼前利益符合长远利益，个人利益符合集体利益。

我们回到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日本人改变政策，把侵占区抢到的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还给他们了51%。他们为了要这些利益，不惜去当了汉奸，不惜为了日本人来制造反共高潮。他们为了私利不顾民族利益，也注定会被人民抛弃。

最后我们说说有节原则。所有解决事情的过程当中都是分阶段的，要把握住一定的节奏。我们说得“快慢相间，刚柔相济”，都是节奏。对节奏的把握也是我们思想进步的标志，毛主席说，我也希望明天一早打个冲锋，就把日本人赶走，但这是不可能的，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毛主席问那些不懂得节奏的人：吃饭在前，拉屎在后，饭就白吃了么？我们想“得”，先得有“舍”，舍得就是节奏；会干活，还得会休息，这也是节奏；懂实践，还要懂总结，这还是节奏。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节奏，思维的提升就会飞快。

这就是在化解矛盾中提升自己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毛主席对待任何矛盾，都是运用这三个原则来进行审视。我们也需要学会运用这三个原则来审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思维打破僵化，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样我们的思维每时每刻中都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