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宋太宗时期，围棋界涌现了一位堪比唐代王积薪的国手——贾玄。他的棋艺之高，无人能出其右，直到宋仁宗时期，才出现一位真正可以与之抗衡的对手。贾玄的威名，让后世围棋手望而生畏，他在棋坛的地位，几乎成为那一时代衡量棋艺的标尺。

李憨子，则是一位外表看似浑浑噩噩、衣着邋遢、不甚入眼的奇人。然而，他的棋艺却已臻上乘，足以与仁宗至哲宗时期的国手相匹敌，被誉为举世无敌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集事渊海》中对他有详细记述。

原来，李憨子本名李重恩。之所以被称作憨子，正因为他除了弈棋之外，对世事几乎一无所知，专心于棋道的钻研。北宋胡旦曾感慨道：若说围棋之道容易，但许多聪明人却未必能参透；若说围棋之道艰难，反而愚笨之辈往往能达到精深境界。可见棋艺的修炼，绝非智力的单纯较量，而是一种耐心与悟性的结合。

关于仁宗之后国手的对弈，《棋经十三篇》〈跋〉中有详细描述。《棋经十三篇》为弈棋理论的重要典籍，诞生于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最初收录于《忘忧清乐集》，署名皇祐中张学士拟撰。所谓张学士，即张靖（1004-1078），天圣五年（1027）进士，但史料并未记载他是否曾与皇帝亲自对弈。

据刘仲甫等人的记载，他们活跃于哲宗（1085-1100）时期。因此，《忘忧清乐集》中所载今日，大概指的就是哲宗时期。而老刘宗可能对应英宗（1063-1067）或神宗（1067-1085）时期的棋待诏。哲宗时期的棋待诏有刘仲甫、杨中隐、王琬、孙侁、郭范、李百祥等，他们对《棋经十三篇》的理解驾轻就熟，形成当朝棋坛独特风格。 刘仲甫约在哲宗至徽宗年间担任棋待诏。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当时太上皇在位，朝廷歌舞升平，棋艺高手林立，而刘仲甫被誉为国手第一。书中记载：刘仲甫棋艺较唐开元国手王积薪尤胜两道，且自挟数术，能弥缝缺漏，士君子故喜其为人。由此可见，刘仲甫不仅棋艺高超，还精通其他技艺，性情受士人喜爱。他著有多部棋学专著，如《棋经》《造微》《精理》等，形成一派体系，使其声誉日隆，被世人称无可超越。

继刘仲甫之后，是晋士明。徽宗政和（1111-1118）初年，晋士明自河东入汴京，年约二十八九，与刘仲甫对弈，曾连胜刘仲甫四局。刘仲甫因而欲将女儿许配给晋士明，遭其回绝：我有室矣。不久，刘仲甫因病去世。

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赵构南渡，迁都临安，建立南宋，偏安江左，杭州一时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市娱乐和休闲活动繁盛，围棋爱好者也因此受益。据《四朝闻见录》记载：思陵时，百工伎艺咸精其能，故挟伎术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此语显示，南宋高宗时期的杭州繁荣吸引了大量技艺之人，其中不乏专精围棋者。

关西棋客有机会在皇帝面前展示技艺，与国手切磋。国手们为保住皇帝心中的地位，常施诈术或美色诱导关西棋客，在对局中致其落败，从而稳固自身名声。

宋代围棋理论亦随棋艺兴盛而发展，与魏晋南北朝侧重意义阐述不同，宋代理论强调棋理探索和实战经验总结，反映了当时棋艺的高度。北宋宋白（936-1012）在《弈棋序》中总结棋手高下，言简意赅：上乘者安稳自适、轻松应对，以简取胜；下乘者躁暴不定，仅能在险境中挣扎求生。

徐铉奉宋太宗旨意撰写〈围棋义例〉，全面论述实战中的着法和战术术语，共归纳三十二条并逐一解释，这些术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民国初，上海文瑞楼印行《棋经十三篇》，宋学士张靖撰、元人注释，为北宋以前围棋理论集大成之作。张靖仿《孙子兵法》撰成，综览古今棋理与棋谱，融入实战经验和个人见解。刘仲甫则著有《棋诀》，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篇，阐明基本原理；李逸民编撰《忘忧清乐集》，辑录诸多棋谱棋经，成体系。 此外，宋人还研究棋局变化数量，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便捷计算棋局的方法。张耒（1054-1114）在《明道杂志》中批评沈括的算法过于迂腐，认为棋艺精湛者并不全靠计算，更多在于棋局变化中的智慧运用。徐铉亦尝试创新棋谱记法，《古今图书集成》有所记载，但在实际流传中并未广泛采用，仅为众多记录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涵盖欧阳修《归田录》、刘攽《贡父诗话》、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张英《集事渊海》、永瑢《渊鉴类函》、李逸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忘忧清乐集》、严德甫、晏天章《玄玄棋经》、脱脱《宋史艺文志》、蔡绦《铁围山丛谈》、丁丙《武林往哲遗书》、李昉《四朝闻见录》《太平御览》、沈括《文苑英华》《梦溪笔谈》、张耒《明道杂志》、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