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除过“大名鼎鼎”的蒋介石以外，其曾经最为信赖的何应钦也十分不凡，据网络上考据研究，琼瑶作品《烟雨蒙蒙》中的何书桓一角色，大有可能设定是何应钦的儿子。

而何应钦广为人知的大约有三件事，首先就是他代表中国接受日本降书，至今还有人为他面对日本人时，腰板到底是笔直的还是谦卑的，争吵不休。

再则就是何应钦曾指挥过湘西会战与北伐战争，1935年铨叙陆军的一级上将，属于仅次于蒋介石之下的民国掌权二把手。最后就是他在西安事变中微妙的选择，主战攻城不顾蒋介石死活的行为，令二人本来信赖有加的关系产生间隙。

但何应钦不论后期如何跟蒋介石发生不快，他仍是位列“八虎上将”之首，或许是民国十分喜欢论资排辈，何应钦的手下也有“四大金刚”，他们分别为：刘峙、蒋鼎文、顾祝同和钱大钧。这四人的结局也格外令人唏嘘。

刘峙和蒋鼎文结局

刘峙的祖籍是江西吉安人，他的经历颇为波折传奇，幼年时期丧父，母亲为了谋生不得不带其改嫁，自小尝尽了冷眼，让刘峙性格上十分隐忍。他知道只有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所以一路从湖南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进入到北平的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随着护国运动兴起，刘峙南下广州从士兵干到了连长，孙中山誓师北伐任命刘峙为大本营游击队队长，他带着一百人出头的小队伍一路打到吉安，有勇有谋引起了何应钦的注意。而自从何应钦这位伯乐引荐他到军校担任战术教官后，刘峙的军旅生涯也算是一帆风顺。

在他身上颇为有趣的一个冲突点，就是从福将到”猪将军“的转变，福将的称号是因为刘峙在数次战役中节节胜利，一度以少胜多拿下了别人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猪将军这一侮辱外号落在身上，是因为刘峙在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中站队错误。

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刘峙打仗都没有从前有底气，甚至在防守平汉沿线时当了逃兵，最终于淮海战役中指挥不力，导致国民军队精锐损失殆尽，这一个大锅砸下来，刘峙的所有官职直接就被一撸到底。

他先是带着家人避难香港，虎落平阳又让曾经的老部下坑骗了自己一大笔钱，随着1950年刘峙在印尼做生意亏本，他的三姨太黄佩芬“巾帼不让须眉”，为了养家去中文学校教书，1952年黄佩芬因要回香港探亲，刘峙就顶上她的教员位置糊口，没想到教课风格幽默风趣颇受欢迎，就一直以正式教员的身份安度晚年了。

如果说刘峙的福将转折点在西安事变，那因同样一件事节节升迁的就是蒋鼎文。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正儿八经读书的经历只有五年，他10岁入私塾，15岁进入县立中学后，隔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蒋鼎文觉得乱世早已容不下一张书桌了，就果断加入杭州学生军，随着这次革命的成功，蒋鼎文进入绍兴军事学堂的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就来到浙江督署守备队干到了连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蒋鼎文被任命大元帅府参谋部的中校副官，跟蒋介石一起被人称为“两蒋”。

蒋鼎文的打仗风格十分不拘泥于俗套，尤其是借猛攻凤阳吸引炮火，转头就攻打蚌埠的操作，令人给他了个响当当的外号“飞将军”。只是在1931年，蒋鼎文进入江西对红军三次围剿皆溃败，使得他一度接受不了这个局面而自暴自弃。

后来西安事变来了，蒋鼎文在主战和主和的选择中，站边了宋美龄一边，拿着其亲笔写给何应钦的书信不顾生死救下了蒋介石，自此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在蒋鼎文和日军激战渝中、渝西大败后，平均一天丢失一座城池的战绩让蒋鼎文引咎辞职。

蒋鼎文1945年迁居上海开办宏业砖瓦厂和轮船公司，打算一颗心思转战商界。但蒋介石仍旧想着他，把蒋鼎文召回让他负责整备国民党军队，随着一行人撤退到台湾，蒋鼎文以陆军二级上将退役，79岁时安然病逝。

顾祝同与钱大钧结局

如果说前面二位的经历都起起伏伏十分坎坷，顾祝同则以“军中不倒翁”的称号一生颇为平顺。顾祝同是江苏涟水县人，一开始从军并未有拯救国家于水火的宏伟念头，唯一原因就是家里太穷，他希望到军营里奔一口饭吃。

随着他在南京陆军小学五期、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完毕，顾祝同的心态也有了升华和转变。虽说他起点比别人高，一出场就是营长，但他小时候受过苦一直都很体恤士兵，因此上面的领导觉得他谨慎且谦和，下面的部将又感念其关怀，人缘十分不错。

作战风格一直是稳中求进，到达考察点“西安事变”时，也忠心地站边蒋介石和宋美龄，所以顾祝同到达台湾后依然被蒋介石重用，1954年7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被人敬重的称为“墨公”，享年96岁。

钱大钧是江苏昆山人，出身于商人家庭，由于家里不缺钱，所以钱大钧进入江苏陆军小学就读三年后，一度参军又复学往复了许多次。自从他和蒋介石在日本士兵学校12期同选炮兵科成为同窗后，俩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钱大钧作战颇能力挽狂澜，深受蒋介石和何应钦的看重，在西安事变中拿着蒋介石的手书四处为其奔走，一度被东北军的枪弹射伤。

1950年，钱大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核心委员，因为数年作战生涯，钱大钧都是蒋介石的智库，让有“小诸葛”外号的白崇禧都十分佩服。

1963年，钱大钧在台湾担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同时还在国民党班子中担任委员，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