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更替的历史长河中，曹髦的故事如一朵绽放的昙花，短暂而璀璨。作为魏国的第四位皇帝，他本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权臣司马昭牢牢掌控。面对这种局面，许多人不禁会问：为何曹髦不在司马昭上朝时将其除掉？毕竟，作为皇帝，他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机会这样做。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曹髦最终选择了一条令人震惊的道路——自杀式讨伐。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魏国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曹髦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曹髦，字彦士，生于公元241年，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他的家世显赫，承载着曹魏皇室的血脉和期望。然而，曹髦的成长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其父曹霖性格残暴，经常虐待家中婢女和妾室，这种行为给年幼的曹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父亲截然不同，曹髦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温和的性格。据《三国志·曹髦传》记载，他"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曹髦的特质：聪明伶俐，早熟稳重，喜欢学习和文学，颇有其祖父曹丕的风范。

曹髦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文学方面。当时的名臣钟会曾评价他"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意思是说曹髦的才华可以媲美曹植，武略堪比曹操。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曹髦能力的极高肯定。

公元254年，一场政变改变了曹髦的命运。当时的魏帝曹芳因打算罢免司马师的大将军之位，遭到废黜。司马师虽然掌握了实权，但还无法完全独揽大权。他联合郭太后，共同策划了这次政变。

在选择新帝时，司马师原本打算立曹操的小儿子曹据为帝。但郭太后认为曹据是她的叔叔辈，感到不妥，坚持要立侄子辈的曹髦。朝臣们也纷纷附和郭太后的意见。就这样，年仅13岁的曹髦被推上了帝位。

曹髦入京时的一个小插曲充分展现了他的不凡气度。当他看到朝臣们聚集在宫门拜迎时，准备答拜百官。司礼官见状，赶紧提醒他作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但曹髦坚持自己还未正式即位，坚持对群臣答拜还礼，并与大臣们手拉着手，从宫外一路走到大殿。这一举动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好感和赞誉。

登基后的曹髦并未因年少而怯场。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频繁发布安抚诏书，抚恤阵亡将士，为自己赢得了民心。这些举动既展现了他的仁德，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然而，曹髦的表现也引起了司马氏兄弟的警惕。司马师和司马昭意识到，这个年轻的皇帝并非等闲之辈，不可小觑。他们开始更加谨慎地对待曹髦，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和控制。

公元25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给了曹髦一个机会。魏国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以司马师擅自废立皇帝为由，在淮南举兵反叛。司马师亲自率军平定叛乱，但在战争中受到重伤，不久后病逝于许昌。

司马师的死讯传来，曹髦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收回皇权的良机。他立即下诏，命令尚书傅嘏率军返回洛阳，同时暗中筹划宫廷政变，打算趁机铲除司马昭。然而，司马昭老谋深算，迅速反应过来，亲自率兵回到洛阳，再次架空了曹髦的权力。

这次失败的尝试让曹髦意识到，想要在宫廷内部除掉司马昭并非易事。司马昭开始极少进宫面圣，不给曹髦任何机会。同时，司马昭也意识到自己根基未稳，暂时不敢对曹髦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就这样，年轻的曹髦和老谋深算的司马昭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角力中。曹髦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处处受制于司马昭。这种局面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曹髦最终选择了自杀式讨伐，而不是在朝堂上除掉司马昭？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要从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寻找。

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人，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他出身于显赫的司马氏家族，这个家族在魏国政坛上已经积累了数代人的影响力。司马昭的祖父司马防曾任魏国太尉，父亲司马懿更是官至太傅、太尉，实际掌控魏国朝政。这样的家族背景为司马昭日后的权力渗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昭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才能和野心。在其兄长司马师执掌朝政期间，他一直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公元255年，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文钦叛乱后病逝，司马昭迅速接管了兄长的权力，成为魏国实际的掌权者。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司马昭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手段。首先，他通过安插亲信逐步控制朝政。他将自己的心腹如王祥、王业等人提拔到重要岗位，形成了一个忠于司马氏的核心集团。这些人在朝堂上为司马昭代言，帮助他推行各项政策。

其次，司马昭利用军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职位，掌控魏国的军事大权。为了防止军中出现异己势力，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将不可靠的将领调离要职，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这一举措使得魏国的军队逐渐成为司马氏的私人武装。

在政治手腕上，司马昭表现得更为老辣。他深知直接废立皇帝会引起朝野震动，因此采取了逐步蚕食皇权的策略。他经常以国家大事为由，要求曹髦下诏授予他特殊权力。例如，他先后获得了假黄钺、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权，这些特权原本只有皇帝才能享有。通过这种方式，司马昭在不动声色中架空了皇帝的权力。

司马昭还善于利用舆论。他经常以谦恭的姿态拒绝朝廷的赏赐，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不贪权势的样子。这种做法不仅赢得了民心，也让一些原本对他有戒心的大臣放松了警惕。同时，他还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标榜自己是维护正统的忠臣，以此来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在处理与曹髦的关系上，司马昭表现得更为微妙。他表面上对曹髦恭敬有加，实际上却严密监控着皇帝的一举一动。他派遣心腹进入宫中担任要职，控制着曹髦的日常起居和政务处理。同时，他又刻意保持距离，极少亲自进宫面圣，以避免给曹髦可乘之机。

司马昭还善于利用朝廷内部的矛盾。他暗中挑拨曹髦与其他皇室成员的关系，让皇族内部无法团结一致对抗司马氏。同时，他也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通过权衡利弊，使得大臣们相互牵制，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与他对抗。

随着时间推移，司马昭的权力渗透越发深入。他不仅控制了朝政和军队，还逐步掌握了地方政权。他将自己的亲信派往各地担任刺史、太守，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权力网络。这使得即便是在远离洛阳的地方，司马氏的影响力也无处不在。

公元258年，淮南再次发生叛乱。司马昭亲自率军平定叛乱，威望达到顶峰。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他的地位，也让他产生了篡位的念头。他开始暗中试探朝野对魏晋政权更替的态度，为日后的篡位行动做准备。

然而，司马昭的权力渗透并非一帆风顺。曹髦虽然年轻，但并非没有抵抗。他多次尝试反击，如暗中联络忠于魏室的大臣，或是利用诏书来限制司马昭的权力。这些举动虽然未能改变大局，但也给司马昭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就这样，司马昭与曹髦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这场权力游戏最终将如何收场？曹髦能否找到突破口，重新掌握大权？还是司马昭会更进一步，彻底篡夺魏国政权？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要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寻找。

随着司马昭的权力不断渗透，年轻的曹髦皇帝并非坐以待毙。尽管处境艰难，他仍然多次尝试反击，试图重新掌握朝政大权。这些反击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充分展现了曹髦的勇气和智慧。

曹髦的第一次反击发生在公元255年，当时司马师刚刚去世。曹髦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下令尚书傅嘏率军返回洛阳，同时暗中筹划宫廷政变。这次行动虽然因司马昭的迅速反应而失败，但也显示出曹髦并非甘于被动的傀儡皇帝。

在这次失败之后，曹髦开始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来抵抗司马氏的控制。他暗中联络忠于魏室的大臣，试图在朝廷内部组建一个反司马氏的力量。其中，曹髦特别重用了钟会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钟会虽然表面上效忠司马昭，但实际上与曹髦有着秘密联系。曹髦希望通过钟会这样的双面人物，在司马氏的势力范围内埋下暗棋。

公元257年，曹髦采取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他突然下诏，宣布要亲自统领军队，讨伐叛乱的吴国。这个决定表面上是为了彰显皇权，实际上是曹髦试图通过掌握军权来制衡司马昭。然而，司马昭看穿了曹髦的意图，以"皇帝亲征不利社稷"为由，巧妙地阻止了这次行动。

尽管这次尝试失败了，但曹髦并未放弃。他开始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影响舆论。曹髦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暗含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不满和对理想政治的向往。这些作品在朝野上下广为传诵，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魏室正统的认同感。

公元258年，曹髦再次出手。他利用自己的皇帝身份，频繁颁布诏书，试图限制司马昭的权力。例如，他下令重新审核官员任命，暗中提拔一些忠于魏室的官员。同时，他还试图重新掌握朝政文书的控制权，要求所有重要文件必须经过他的亲自过目。这些举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但也给司马昭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这期间，曹髦还尝试了一个更为隐蔽的策略。他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官员和学者。他经常与这些人讨论学问，探讨政事，试图在新一代官员中树立自己的威信。这种做法虽然收效缓慢，但为曹髦积累了一批潜在的支持者。

公元259年，曹髦采取了一次更加激进的行动。他秘密联络了一些边疆将领，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来对抗司马昭。然而，这个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就被司马昭的密探发现。司马昭立即采取行动，调动这些将领，使曹髦的计划功亏一篑。

尽管屡次受挫，曹髦仍然没有放弃。他开始关注民生问题，频繁下诏减轻赋税，赈济灾民。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司马昭的限制，但还是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为曹髦积累了一些民心基础。

在这些反击行动中，曹髦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善于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来对抗司马昭的控制。虽然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改变大局，但也给司马昭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迫使司马昭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位年轻的皇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髦的处境越发艰难。司马昭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曹髦的反击空间却越来越小。到了公元260年，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曹髦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可能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曹髦开始考虑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他是否会铤而走险，发动一场孤注一掷的反击？还是会继续隐忍等待，寻找新的机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揭晓。

公元260年，魏国局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曹髦与司马昭之间的矛盾终于在这一年彻底爆发，演变成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这场变故的导火索是司马昭的一系列行动。在这一年的初春，司马昭以平定叛乱为名，调集大量军队进驻洛阳城外。这一举动引起了曹髦的高度警惕。曹髦意识到，司马昭可能要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曹髦开始秘密调集自己的亲信力量。他召集了一批忠于魏室的年轻官员，包括王沈、王经等人，在宫中秘密商议对策。同时，他还派人联络了城中的一些禁军将领，试图在军中寻找支持。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司马昭因病卧床，暂时无法亲自处理朝政。曹髦认为，这可能是他翻盘的最后机会。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

甘露元年（260年）五月初，曹髦突然召集朝会，当众宣布要亲自统领禁军，清除奸佞，恢复皇权。这一举动立即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老臣劝阻曹髦，认为此举太过冒险，但曹髦已经下定决心。

在宣布这一决定后，曹髦立即带领一批亲信官员和禁军将士，直接冲向司马昭的府邸。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气势汹汹，一路上惊动了整个洛阳城。

然而，司马昭早有防备。尽管他本人卧病在床，但他的亲信们迅速做出了反应。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和大将军贾充立即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和司马府。

在这个关键时刻，曹髦的行动遭遇了意外。他原本指望的一些禁军将领并未如约起兵响应，而是选择了观望。这使得曹髦的力量更加孤立。

当曹髦的队伍来到司马府外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贾充带领大军封锁了街道，切断了曹髦的退路。双方在司马府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混乱中，曹髦试图突围。他亲自拿起武器，与司马氏的军队搏斗。然而，寡不敌众，曹髦最终被乱军所伤。据《晋书》记载，曹髦被一名叫成济的士兵所杀。

曹髦的死讯很快传遍全城。司马昭立即下令平息动乱，并宣称这是曹髦"自杀"。为了掩盖真相，司马昭还下令处死了参与此事的一些将士，包括成济在内。

甘露之变的结果是司马昭彻底掌控了局面。他立即扶立曹璜为新帝，是为魏元帝。此后，司马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魏国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入司马氏之手。

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魏国的政局，也对整个三国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曹髦的死标志着曹魏皇室最后的反抗被彻底镇压，为司马氏后来的篡位铺平了道路。

然而，甘露之变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这一事件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许多人对曹髦的遭遇表示同情。一些文人还创作了悼念曹髦的诗文，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舆论虽然无法改变政局，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马氏的统治合法性。

此外，甘露之变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司马昭借机清除了一批忠于魏室的官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些行动虽然加强了司马氏的控制，但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为日后晋朝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在甘露之变后，魏国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司马氏所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昭将如何处理这个已经名存实亡的魏国朝廷？他是会继续维持这个傀儡政权，还是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彻底取而代之？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揭晓。

甘露之变后，司马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并未立即篡位，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步骤，gradually消除魏室最后的影响，为最终的篡魏做准备。

首先，司马昭通过一系列政治清洗，彻底清除了朝中的异己力量。他以"清查甘露之变余党"为名，大规模整肃朝廷官员。许多曾经支持曹髦或者对司马氏不够忠诚的官员被罢免、流放，甚至处死。这场清洗不仅打击了魏室的支持者，也震慑了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官员。

与此同时，司马昭开始大规模提拔自己的亲信。他将一批忠于司马氏的人员安插到朝廷各个重要岗位上，确保整个国家机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这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司马炎，被任命为大将军，实际上掌控了军队大权。

在巩固内部权力的同时，司马昭也没有忽视对外关系。他加强了对蜀汉的军事压力，并在公元263年发动了灭蜀之战。这场战争不仅消除了魏国西部的威胁，也极大地提高了司马氏在军中的威望。战争的胜利被司马昭巧妙地利用，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为了为篡位做舆论准备，司马昭还精心编织了一套"司马氏受命于天"的理论。他命令官方史官修改历史记载，强调司马氏家族的功勋，暗示司马氏统治是顺应天意的必然结果。同时，他还大力推崇儒家学说，试图用传统文化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

在经济方面，司马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赢得民心。他下令减轻农民赋税，鼓励农业生产。同时，他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修建了一批堤坝和灌溉系统，这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为司马氏赢得了民间支持。

公元264年，司马昭采取了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他接受了魏元帝曹璜加封的"魏王"称号。这个称号表面上是对司马昭功勋的褒奖，实际上已经使司马昭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天子。这一举动被视为司马氏篡魏的重要前奏。

然而，就在司马昭即将完成他的大业时，意外发生了。公元265年，司马昭突然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一度让人担心司马氏的大业是否会功亏一篑。但司马昭生前的精心布局很快发挥了作用。

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迅速接管了父亲的权力。作为早已被培养为接班人的司马炎，很快就稳定了局势。他继承了父亲的"魏王"爵位，并继续推进篡位的计划。

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终于走完了篡魏的最后一步。在精心安排的"群臣劝进"仪式上，司马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魏元帝的禅让，正式称帝，国号为"晋"。魏元帝曹璜被封为陈留王，实际上被软禁起来。

至此，历时数十年的司马氏篡魏终于完成。曹魏王朝正式落幕，晋朝建立。这标志着三国时期的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司马氏的篡魏过程，展现了一个家族如何通过长期的权力积累、政治操作和军事实力，最终实现政权更替。这个过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司马氏篡魏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天下大定。新建立的晋朝很快就面临着各种挑战。内部，宗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外部，南方的吴国仍然虎视眈眈。这些问题将成为新朝廷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