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最初就给新四军定下了基调：北上、东进！

“北上”是指渡过长江，向苏北发展；“东进”指“向海边发展，一刻也不要停留”。

中央制定这样的发展策略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苏中、苏北、皖东、鲁东南等地区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自由度；二是可以和八路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相互照应。

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包括项英、陈毅、粟裕他们都不太认可延安的想法，他们认为留在江南更好发展。当然，新四军内部意见也不统一：项英认为应该以皖南为基地，向外不断延伸发展；陈毅、粟裕认为应该主动放弃皖南，发展苏南，然后以苏南为依托向外发展。

新四军主要领导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原因：

一是当时国府指定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就是在江南。

二是新四军是在南方打游击打出来的，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域地形，和当地人民群众已经建立起深厚感情。那么困难的三年中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形势比当时好得多，我们可以轻易放弃大本营呢？

三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长远考虑，新四军驻扎在江南，我们在江南就有一个重要战略撑点，无论是抗日，还是今后可能的与国府争雄，有这么一个战略支撑点存在，都非常重要。

深挖的话，还有第四个原因。我们部队习惯于在高山深林里生存，凭借有利地形发展。如果一旦过江，北上、东进后我们将会暴露在一望无际的水网纵横的大平原上。如何在水网纵横的大平原上生存和发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主席最初提出抗日策略时，也是坚持“主要的是山地游击战”。大家注意“山地”两个字！这是我们的舒适区域，一旦离开舒适区域如何作战和发展，我们当时还没有经验。

项英他们当时就很担心，到了苏北大平原后如何立足。

当然，第五个原因就是王明路线影响。王明在1937年回来后，一直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起经过统一战线”的两个“一切”。要求我们所有情况都要向国府报告，要经过国府同意和批准。

现实永远是最好的生活老师。

项英所率皖南新四军军部和三支队受国军骚扰较少。

陈、粟的苏南支队却很快被铁的事实“教训”了：1939年春，支队的叶飞带领“江抗”袭击日军虹桥机场，歼灭日军20多人、烧毁车站、炸毁铁路，烧毁敌机4架。在叶飞带兵袭击日军虹桥机场时，国军的“忠义救国军”竟然袭击“江抗”后方，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

为避开国军锋芒，为执行延安“北上、东进”的要求，也为将来提供一种可能。苏南支队要求“江抗”西移，挺进苏北。

叶飞奉命率部解放扬中全岛，然后进军江北，分兵在扬州吴桥建立了江北桥头堡。

这样我们从长江南岸的丹阳，到江心扬中，再到北岸扬州江都，就在长江上架起了一条宽阔的“跳板”。

为了让部队能在江北顺利扎根，善弈的陈毅元帅下出了“三进泰州城”、五会二李（李长江、李明扬）的妙手。

1939年10月，叶飞率领“江抗”全部北渡，在扬州吴桥一带发展。

这一通操作虽然只是苏南支队小部分北上，却为整个苏南支队的未来打开了通道。

1940年1月，延安致电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这里我们作个简要说明：中央要求北上、东进，并非是完全放弃之意，而是要求他们大部执行，留少部原地坚持游击斗争。

从1月至5月，军部没有任何实质性北上计划和行动。

延安在5月4日电报中语气相当严肃，对已进驻江北的叶飞部提出了工作要求：“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同时，对项英的不作为不点名批评。

项英完全听出弦外之意，遂致电延安：“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责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延安接到这份电报进退两难，一是没想到老革命项英同志在这个时候直接提出辞职；二是想换将，可目前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顶上去；三是情势危急关头，只能先安抚项英情绪，努力争取将后面工作做好。

1940年5月23日，主席亲自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对于项英辞职一事只字未提，反而花了很大篇幅叙述项英参加革命以来的功绩，肯定了项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可惜这封电报仍然没有取得效果，军部依然纹丝不同！

一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6月底，皖南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国军围得水泄不通了！

陈、粟那边却热闹非凡：先是叶飞发起吴桥保卫战，对扬州来犯日伪军狠狠打击；后借驻郭村，有节制地教训了来犯的“二杆子”李长江；又打到泰州城下，迫使二李就范，口头达成互不侵犯约定；再后发动黄桥决战，扎根苏中。

韩德勤一看新四军实际掌握黄桥，知道不好硬来，只好派人与新四军谈判，要求新四军驻扎黄桥、蒋垛和营溪，不能北进占据其它地盘；而韩部则驻海安、曲塘和姜堰，也不会主动南下抢新四军地盘。

韩德勤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老蒋不干了，数次来电催促将新四军赶走。

韩德勤架不住老蒋一再来电督促，加之新四军这时正与日军打得不可开交。韩就动了歪心思，决心乘机解决掉新四军。

新四军没办法，一边抗击日军，一边腾出手来教训韩部。但韩部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死沾着不放。

韩德勤一比较，现在自己有3万精兵，新四军5000人左右。于是，韩德勤头脑一热，打出“把新四军赶下长江喂鱼”的口号，着手全力进攻江北的新四军！

形势逼人，陈、粟完全认清了形势。郭村保卫战后，陈、粟部除留少部在苏南坚持游击作战并接应项英部外，大多数北渡长江。

苏中形势进一步紧张，我们与韩德勤一战已经不可避免。

1940年6月15日，陈毅致电延安:“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这也意味着，陈、粟已从苏南撤离，决心与韩顽周旋并经略苏中。

问题是皖南军部现在怎么办？

中央很担心，7月致电项英：“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薄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护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延安在这封电报里作了让步：你们先到苏南吧，至少那边形势略好些！

到9月份，军部依然没有动作。到了9月底，想动动不了，因为国军已经将皖南至苏南的路封起来了。

10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主席生气了，10月12日指示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项英致电中央：“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目前局势有拖下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急盼复。”

急惊风遇到慢郎中！一年多了！延安于11月21日回电:“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

三天后，也就是11月24日,延安急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电令如此清晰，可军部仍然没有大动作。12月25日,项英仍然致电延安说：“几日来，友军的调动甚忙...行动方针如何，请即电示，以免仓促误事。”

主席在12月26日的电报里发火了：“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指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如果这时军部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转移，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事后材料证明：负责进攻的国军32集团军等单位的作战方案于12月29日才制定出来。

已经火烧眉毛了，军部有时召开会议时仍然一开就是6、7个小时！

到这个时候，皖南事变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