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腊曾经撰写《道光皇帝传》，这本书在伦敦出版，出版发行的时候道光皇帝才去世了两年。全书十七章，主要记叙了道光皇帝的外貌性格和人生经历，还有他的政治风格，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其中还涉及了道光皇帝统治前后的世界形势，中国的外交等内容。

从前也有不少教士写过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大多只是记载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本传记却包含了郭实腊在感受了中国当时的制度和皇帝的生平后产生的理性思考，对于研究封建专制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清朝中后期，传教士积极来中国不是为了寻找宝藏，也不是为了游玩，他们是为了传教。西方传教士传教的方法一般都是在宫廷之内先传播，之后借助国王或者是女王的影响力让其遍布全国，所以很多传教士在听说了中国皇帝在国内的影响力之后，决定采用一样的办法在中国境内开始传教。

比如说16世纪来到中国的利玛窦，他在书中详细描写了洪武皇帝的称号由来和毕生成就：“洪武”意即卓越的统帅,更准确的翻译则是“洪水般的武功”,他击败鞑靼人以及各地的群雄，建立了巩固的帝国。

他的这些介绍中国人应该更加清楚，因为大部分事实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区别于这种方式，清初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清朝和其君主的记载，都是来自亲身所见所闻。他们的著作中，主角一般都是清朝的君主，有趣的是，这些传教士虽然不是专业的作家，但他们对于皇帝的外貌特征描写都十分传神。

耶稣会士李明写道，“皇帝(指康熙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姿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蔼，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

宋君荣神父在写给耶稣会盖雅尔神父的信中，则这样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雍正皇帝:“这是我初次见到这位君主，他身材魁梧，今年四十九岁，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他的即位年号为雍正。”除了外貌特征之外，传教土们也记述了君主的权威以及帝国统治体系的内幕。

利玛窦详细描述了中国皇位的世袭制以及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认为:“中国各种礼节中最为惊奇的或者就是对于皇上的礼节了，世界上可能没有另一个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是生活在那样的繁文缛礼之中的。”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皇帝的地位就是最高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父母。到了十九世纪，传教士关于清代君主的论述逐渐由表面的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一改变是从嘉庆皇帝开始的。

最初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传教，而清初接待传教士的皇帝们也有着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传教土为王朝服务，两方都有自己的目的，所以皇帝和传教士一般都能有较亲密的关系。

但皇帝也会防范传教士：“一方面充分利用传教士的知识和才干，另一方面对传教士保持警惕。采取若干限制措施，不让他们任意发展。到嘉庆皇帝统治时期，清代君主与传教士的关系发生了较大转变，教会史书称这位中国皇帝不识西士，不爱西学西艺”。

之后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抵触情绪一直延续到道光时期，道光皇帝禁止传习天主教，同时对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也没有太大的热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皇帝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不复以往密切，使得传教士亲身接触清代君主的机会日益减少。但经过多年在华生活经验的积累，传教土对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等内容更加熟悉，对清代君主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思考比较的分析，故而距离的增大和接触机会的减少不仅没有削减传教士记述和研究清代君主的热情，而且较比前辈，19世纪来华传教土对清代君主的记述和研究显得更为深刻、縝密，趋于理性化。

郭实腊作为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他不止在著作中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将清代君主置于整个王朝的统治和运转体系中逐层地剖析：“作为天子，皇帝位居中国政府之首位，他是上天在人世的代理人，被赋予无限的权力与美德，在人间作为唯一的统治者，普施上天的恩惠。君主的地位高于所有普通人，因此要求百姓的顶礼膜拜，这与古罗马的君主们不同。

而且除了尊贵的政治地位之外。皇帝还是人民的父亲；尽管如此，在看似宽厚仁慈的家族统治背后，中国君主完全是专制独裁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独哉君主能够像中国这样，渲染在父权的名义之下。一切处罚均是为了惩戒，尽管有时犯罪者被处以凌迟极刑，以缓慢的速度被残酷地处以不光彩的死刑... ...但是一个具有坚强思想和伟大能力的独裁君主将会统治中国并确保国家无患。”

他的描述一针见血地阐明中国君主制度的内核，逻辑十分严明，与同一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相比，他对于中国皇权的理解和分析无疑是超前而透彻的。中国皇帝对西方传教士态度发生变化的同时，西方传教士对于清代君主的评价也发生了地覆天翻的转变。

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地位最高的皇帝，一直都秉持着相当尊敬的态度:“在各国的宫廷里，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效劳都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是所有的朝臣的愿望，而中国人甚至比别国人更加野心勃勃地要求谋求这项职位。一个以一句话就能成全朋友或毁灭敌人的人，是被人人所尊敬的。”

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之下，早期传教士们对于来华传教这件事有着相当高的热情，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热情，皇帝的亲切款待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于是，最初他们笔下的皇帝形象都十分高大，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天纵英明的康熙皇帝：“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拜。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

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但由于宫廷传教计划被清朝皇帝粉碎，并且他们也逐渐了解到了真实的封建君主制，19世纪的传教土对君主的热情与期待降低。

19世纪的传教士开始不断试图修正此前的传教士所苦心建立的清代君主形象，卫匡国在《鞑阳战纪》中，描述了一个天生圣明的顺治皇帝，而郭实腊则在《中国简史》中大胆表示怀疑:“据说顺治皇帝本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活，那么他的优秀的品质一定是负面的。因为我们未曾听说过他任何伟大或者正确的作为。”他还对其他几位清朝皇帝，比如雍正和乾隆完美的形象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对于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几位君主，19世纪传教士还能秉承着尊敬之情给出客观的评价，到了嘉庆、道光以及咸丰等皇帝身上，这些尊敬之情就所剩无几，从有关描述中只能看出传教士对于这几位皇帝的蔑视，这似乎标志着在西方传教士眼中，存在了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而郭实腊的《道光皇帝传》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

书中描述的道光皇帝形象比较复杂，这代表了19世纪传教土心目中混合了宗教观以及世界观的关于清代君主的观念。

实际上郭实腊与道光皇帝并没有见过面，所以书中关于道光皇帝生平的所有描述或来自于对文献的梳理或来自于传闻。但书中对于中国君主观念的记载却是无比真实的，这源于他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验，也源于他对中国君主制度的长期研究。

进入19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从前受人信奉的君主制也备受质疑，君主对于国家的控制力也时常受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轻视与指责。

但郭实腊论述清代君主的前提不是一味的质疑，而是将其置于世界君主之林，用横向对比的手法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清代君主拥有的权威举世无双：“成为中国的君主可能是人类立志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尊贵地位... ...他的语言即是法律;他的行为无论多么琐屑却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式，他可以随意杀戳或者暂缓杀我;他的子民的生命和财产均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中国君主无需对充满警惕的议会或者强有力的贵族体系负责”。

强权就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封建时期的中国君主都追求集权，就是将全力全都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大部分的臣子和机构都只是附庸。

这样坐拥天下的皇帝看上去很让人羡慕，但郭实腊认为实际生活中的清代君主是责任重大而缺乏自由的可怜虫。清朝皇帝手握大权是事实，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是事实，为了维持形象，他们必须展现出相应的能力。

“一个普通农民通常比皇子享有更多的真实的解放以及行为的自由，而且任何放松或不慎都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这样的生活空间无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为此，作为皇储的道光皇帝尚未登基就已经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他从未享有自由;而他敬爱的父亲，不久成为严厉的独裁君主，只能远距离地保持亲近"。

郭实腊还评价说道光皇帝的个性并不适合做君主:“尽管他具有宁折不弯的诚实品性，对受难者悲天悯人，乐于助人之所需;他还有一些商务方面的习惯可以让他在银行交易中成为一流的专家。但是他没有作为帝王的天赋... ...缺乏帝王所需的明晰的洞察力。”事实上，道光皇帝确实缺乏判断力。

此外，道光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宗教缺乏热情，也是他觉得道光皇帝不能胜任其职任的重要原因。19世纪的传教士虽然对依靠君主传教的热情降低，但内心深处这种期待却一直存在，可惜表面温和的道光皇帝在此事上十分坚决，这让郭实腊有些失望。

总之，十九世纪传教士对于中国皇帝的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君主专制和中国君主究竟是怎样的，但在借鉴其观点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宗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