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绝对是史上少有的作为可圈可点的帝王。

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研究各种战争和政治手段，成功地将唐朝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致使唐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

然而，对于李世民的成功，并非全在于足智多谋的头脑，而还有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

那便是善于用人。

那么，李世民在用人的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特殊特点？

?——【·人才宝贵，胜过军旅，优于长城·】——?

中国历代较有作为的君主，大都注意重用人才。

但李世民在重视人才、爱惜人才方面似乎又在历代帝王之上。

他常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他认为，好的人才，是国宝、是祥瑞，关系到朝代的兴衰，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危；一些杰出的人才，甚至比军队、比长城还重要。

贞观二年九月，曾有白鹊在宫殿筑巢，左右认为这是祥瑞，值得庆贺。李世民听后却说：得到贤才，才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于是下令把鹊巢毁去，把白鹊赶到野外。

贞观初年，地方官吏多次报告说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冯盎作反，李世民打算派重兵前去讨伐。大臣魏征独持异议，认为说冯盎谋反，证据不足，现在情况未明，不可妄动刀兵。建议先派人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说。李世民听从了魏征的意见，改派使者前去安抚。结果了解到冯盎确实没有反意，是一些地方官因同冯盎闹矛盾而谎报冯盎作反。

经过使者的劝解，冯盎消除了疑虑，派儿子跟随使者入朝见驾，说明情况。

一场战祸，消于无形。

事后，李世民感慨地说：魏征只叫我派个使者，就安定了岭南，真是一个好主意，胜过十万大军啊！隋唐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常常袭扰边境。李世民派大臣李世勃为并州都督。

李世民是唐初有名的将领，他镇守边关之后，结果十六年内突厥不敢侵扰。

李世民高兴地说：“隋炀帝劳烦百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结果毫无用处。而我只派李世民镇守晋阳，就边境安宁。这样看来，把李世勃倚作长城，岂不是更加雄壮吗！”

由于李世民深深懂得人才的宝贵，因而非常注意爱惜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安邦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日理万机，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依靠“忠良辅弼”，从而觉得象隋文帝那种“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因此，他一旦得到人才，总是首先考虑如何将其提拔到适当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十分注意纳谏，倾听大臣们的意见。臣下提了中肯的意见，他都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他常常鼓励大臣们要打消顾虑，大胆进谏，纠正自己的过失。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臣下说：

“在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问题上，君主和臣下有着共同的命运……君主失去了他的国，大臣也不能单独保存自己的家。”

因此，“你们要多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教训，我也多替你们想想古代象关龙逢、晁错等忠臣是怎样被屈杀的，君臣都得到保存，岂不是很好么！”由于李世民虚心纳课，并且“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

因而贞观一朝，出了如魏征、王珪、马周、褚遂良等一批直言敢谏的大臣。

李世民尊重人才，还表现在他“用人不疑”，以至诚待人，不以诈伪的方式测试臣下。李世民“用人不疑”的事例很多，也很突出。他二十几岁时，曾率兵与薛仁呆大战，薛仁杲投降后，他把降卒一万多人全数交还薛仁杲率领，这已是出人意料的了，

更令人钦佩的是李世民还亲自到薛仁杲军中，同将士们一起打猎，神色坦然，毫无疑惧。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还常常带领宿卫将校在宫苑练习骑射。有人劝谏说，带兵刃入宫禁，已是不合古制，何况陛下又夹裹在这些人中间，万一有人突然发难，岂不是太危险了吗？李世民回答说：“君主把四海看作一家，疆土之内，都是我的‘赤子’，只能个个都推心置腹，怎可以对守卫自己的将士都妄加猜疑呢？”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自率兵征讨辽东，派房玄龄留守京城，并授以全权。后来有人诬告房玄龄谋反，房玄龄查获诬告者后不敢擅自处理，便派人把犯人押送到李世民的行军驻地。李世民听说此人是告发房玄龄的，问也不问，便下令推出腰斩，并责备房玄龄不够自信，

不敢大胆处决问题。

贞观初年，曾有人上书请去佞臣。李世民问佞臣是谁？上书的人说，我也不能确实知道，只请陛下在与大臣说话时假装发怒，那些据理力争的便是忠臣，那些唯唯诺诺的，便是佞臣了。李世民听后说，“君主好比源头，大臣好比干流；源头混浊，怎求得干流的清澈呢？君主自己诈伪，怎可责怪臣下不正直呢？我现在正要用至诚治理天下，看到前代帝王喜欢用权术对待臣下，内心常感到羞耻。

你的主意虽然不错，但我是不会采纳的。

”

李世民爱才惜才，常常为得到人才而高兴，也常常为失去人才而痛心。

魏征是李世民的著名谏臣。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逝。李世民失声痛哭，十分伤心。并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一面镜子了。”

?——【·坚信人才就在当代·】——?

一般地说，真正的人才，人们是喜爱的，问题是，茫茫人海，何处寻找人才？每个朝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总感到人才匮乏，一代不如一代。同这种悲观的论点相反，

李世民持的是乐观的态度，并且坚信人才就在当代。

有一次，李世民责备大臣封德彝很久没能举荐贤才。封德彝辩解说：“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李世民听后很不高兴，驳斥说：“古时候也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时候的人才是从另外的朝代借来的么！只怪你自己不能了解别人，怎可以诬蔑一世之人呢？”

李世民坚信人才就在当代，因而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首先，他礼贤下士，多方延揽人才。唐初的开国功臣中，不少文臣武将如李世勋、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或者来自农民起义军，或者来自敌人的营垒。

其次，他处处留心，及时发现人才。

有一次，李世民发动群臣上奏章诙论时政，发现平时较为鲁券的中郎将常何的奏章写得很有条理，所陈二十几件事，条条切中时够。便细加盘问，当了解到奏章是常何的食客马周所写时，立即接见马周，倾谈后觉得马周是个人才，便及时把他提拔到门下省，以后马周官堂中书令要职。

再次，发动群臣举荐人才，并把它作为大臣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贵。第四，发展和健全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把它作为选拔人才的经常性措施。贞观初年，

当李世民首次看到那些新的进士列队从端门鱼贯而出时，高兴得很。

在积汲延揽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处理内外、亲疏、新旧等各种人际关系，用好现有的人才。李世民即位之初，唐朝的人才大约可分为三个派系：

一是自己原来的部属，即秦王府旧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二是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原来重用的人；三是其父唐高祖李渊的旧班子。

在处理这三个派系人员的过程中，李世民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用人要看才智，不因新旧、亲疏而感情用事，从而缓解了矛盾，使人才不致被屈杀、搁置而造成浪费。对自己的部属，有才能的骨干，自然委以重任，而没有才能的，则坚决不用；对建成、元吉的旧部，一律不加追究。

明确宣布“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二人而已。从而消除了恐惧和对抗情绪。不念旧恶，大胆起用有识之士，其中魏征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魏征原属李建成部下，曾劝李建成早日下手，除掉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并严辞责备：“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很多人都替魏征捏一把汗，但魏征却坦然回答：“原太子(指李建成)如果早听我的话，一定没有今天的祸患。”对于魏征的坦诚直率，李世民十分欣赏，马上便谅解了他，任命他为詹事主簿，不久又升任谏议大夫，倚为心腹。

对于高祖留下的宰相班子，也依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量才授职”，作了妥善的安排。

由于李世民坚信人才就在当代，并多方罗致人才，因而一时俊彦，多乐之为用。使得贞观一朝，人才济济，为唐初社会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人才条件。

?——【·主张“人才如器，各取所长”·】——?

求全责备是用人的大忌。李世民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主张“人才如器，各取所长。”国即主张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而避开其短处。房玄龄、杜如晦是唐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善于出主意，而杜如晦则决策能力强。

李世民每每与房玄龄商量问题，总是说：这件事非如晦不能决断！于是把杜如晦找来，结果还是用了房玄龄的计谋。这就是历史上“房谋杜断”的佳话，

李世民的知人善任于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的知人善任，在于他对臣下的深切了解。平时他很注意观察大臣们的言谈举止。常常把大臣中写得较好的奏章贴在房内的墙壁上，随时观看和思考；又叫大臣们互相品评，指出优点与不足。因而他对朝中文武大臣的才能大小、性格特点都有较详细的了解。

李世民不仅注意了解在朝的大臣，尤其注意考察地方官吏。认为那些都督刺史，管辖一方，权力很大，那些州县官吏同人民更加接近。

稍有不慎，用人不当，就会遗祸一方。

因此，他把那些刺史的名单全部抄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面，坐卧休息时，详加思考。一旦了解到某人在任政绩的优劣，立刻把它记到该人的名下，随时准备升降或任免。对于县官，他也唯恐用人不当，叫朝中五品以上官员积极举荐，以备候选。

封建时代，重要大事均由君主决断。然而“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就算再英明的君主，也难免出差错。

为了克服主观片面性，避免决策的错误，李世民注意集思广益，发挥一些机构和制度的作用。

如唐初曾采用过一种“五花判事”的议事制度。规定凡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可用本人名义各抒已见；然后由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

最后奏请皇帝裁决。

以后在贞观年间，李世民又进一步健全隋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指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隶属于尚书省，是政事执行机构。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和各种法令，门下省负责审阅和驳正，最后由皇帝审批然后交尚书省执行。

由于李世民申明制度，各级官员尽职尽责，所以唐初的军国大事很少出现大的错误。

人才有“才干”的问题，还有“德行”的问题。

在用人的问题上，李世民同意魏征的观点，认为天下已定，就必须德才兼备不可。原因正如李世民自己指出的：“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所以治世选择官吏，不可不慎重考虑。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还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不要“因人设官”，以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而应“为官择人”，“量才授职”，以便人尽其才，提高办事的效率。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命令房玄龄等裁并机构，裁汰冗员。裁汰之后留下来的文武官员总数才六百四十三人。就是凭着这样一个精简而讲效能的班子，仅过数年，就达到了天下大治。据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这一年，天下大熟，流落他乡的百姓都回到了故乡，米的价格每斗不过三、四个钱，全年被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海，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过往客商都不必自带粮食，而是取给于沿途。”呈现出一派太平兴旺的景象。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用人，并在用人问题上很有体会，很有心得。

晚年，他曾就自己使用人才和取得成就的关系做过总结说：“自古帝王很多都妒忌胜过自己的人，我见到人家的优点，就像是我自己的；人的德行和才能，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舍弃他的短处，使用他的长处；一些君主往往提拔贤才就恨不得把他抱到怀里，罢免德行不好的人就总想把他往山沟里推，我见到德高望重的人就敬重他，见到德才较差的人就怜悯他，好的差的都各得其所，许多君主都厌恶正直的人，或暗中陷害，或公开杀戮，这种现象没有一个朝代没有，我即位以来，正直的人士，充满朝廷，我未曾贬黜和责罚过一个人；自古以来，都是重视中华，轻视夷狄，唯独我对他们一视同仁，所以一些部族依附我，就像子女依靠父母一样。这五点，就是我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功的原因。”

人才的得失，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

人才的问题，是古今中外都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李世民的人才观，是从封建统治需要出发逐渐形成的，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以古鉴今，他的一些人才观点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合不。

我们常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尊重”，关键是要提高认识。李世民把好的人才看得比军队、长城还重要，是很有见地的。人们常说“人才难得”。我们必须提高对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的认识，要像古代有识之士那样有一种“求贤若渴”的精神才可。

懂得人才的重要，还要懂得求才、用才的科学方法。要克服“今不如昔”、“本地姜不辣”的思想。有的人，尽管也承认人才的重要，但寻求的方法往往不对头，总感到本单位没有人才，不是伸手向上头要，就是设法从外面调进。其实，通常的情况是，人才就在眼皮底下，我们有的同志却视而不见或用之不当，结果造成了人才的积压和浪费。在这一点上，

李世民坚信人才就在当代，不搞“隔代借才”，立足于用好现有的人才的观点和做法，

无疑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

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人才，李世民关于

“人才如器，当用其所长”

的观点，可说是深得用人的真谛。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才，所以使用时只能是扬长避短，而切忌责备求全。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切实了解情况，才能真正做到

“知人善任”。

李世民的成功，大部分离不开他的用人制度，也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封建帝王的政策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