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中得出的一个经验，从这可以看出来，在一场战争之中，除了双方的行军作战的谋略以外，如何输送粮草，如何保证后方储备的供给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隋唐时期中国与邻邦高丽就发生过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粮草供给方略就成为了很多历史学家研究的方向。

根据研究发现当时的粮运一共分为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陆运为主要手段；二是陆运、漕运相结合；三是海运掌握了主动权。

之所以会有这三个时期的粮草运送方式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脚步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战争中运送粮草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集中化战略”有着非常大的危害。

所谓的“集中化战略”就是指“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一旦发生意外，就会失去所有的鸡蛋”。

这一理论如果用在了粮草运输上面，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所有的粮草都运用一种方式运输，只要敌人在这条运输线上设下埋伏，那么前方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所以隋唐征战高丽的时候，掌权者不仅对于前线的作战非常关心以外，对于后方支援部队的运转也格外地注意。

一、以陆运为主的第一阶段

自隋朝开皇十八年出兵征战高丽开始，到唐朝贞观十八年这段时间，一直都是有陆运参与的，也就是公元598年到公元644年，持续了46年之久。

只不过在这46年中，以611年隋炀帝年间为分界线，又可以细分为纯粹的陆运模式和陆运、漕运相结合的模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细分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新的变革，以前人们对于水资源的利用程度非常低，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基本上属于未开发的状态。

不过随着隋炀帝时期对于水运的突破，陆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有了变化，开始转变为了水陆结合，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

1、征伐高丽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不断的国家，不过中国都是内战夺权之战比较多，对外国的征战还是相对较少的，这可能也是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影响，认为自己国家怎么斗都是可以的，但是征战他国就违背了和平原则。

不过在隋唐时期却发生了征伐高丽的事件，对比来看，唐朝时期中国和另一邻国日本就是和平相处，甚至还有了文化交流顶峰的“遣唐使”的出现，那么导致这样两种截然不同外交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历史记载“高丽王元帅靺羯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熲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隋朝之所以会出兵高丽是有因可循的，是高丽国先一步打破了和平共处的原则，隋朝只不过是作出了反击之后才决定征战高丽的。

只不过这一时期的征战并没有胜利，最后无功而返了，原因就是在行军作战的途中遭遇了粮运危机，后方补给的不及时使得军队前进的脚步举步维艰，最后不得不撤兵回营。

2、再次出征高丽的军队

第二次出征高丽的时间已经到了贞观年间了，当然这里所谓的第二次出征并非第二次军事活动，而是指的第二次以陆运粮草为主的征伐高丽。

所以说中间是略过了隋炀帝时期的，在这次的出兵征战之前，唐太宗就想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是结合了前朝谋士的叙述以后，唐太宗还是决定了陆攻为主。

由此可见唐太宗并没有将前朝谋士的话放在心上，而是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不过出于全面考虑唐太宗还是准备了一支水军作为协助部队。

这一点从唐太宗的行军准备就可以看出，在征战之前唐太宗征集了大概有六万之多陆军，而水军只有四万人，另外还有胡人陆军的协助，可以说陆军的人数远远地超出了水军，以此类推粮运的计划上自然也是陆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水陆结合的粮运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节点是隋炀帝的大业七年，也就是公元611年，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制定了新的应对策略。

上述可知最初征战高丽的时候，因为粮草的运送跟不上军需，所以导致前线部队不得不撤回。以这样的失败结局收场自然心里窝火，于是到了隋炀帝时期，又一次准备出战高丽。

这一次的出战隋炀帝特别注重前期准备，根据历史记载“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

由此可见隋炀帝在战前准备时，多么重视粮草的问题，光是征集粮草就已经这么大动干戈了，后来隋炀帝为了不重蹈覆辙，还命人开通了水渠，为的就是高丽之战能够保证粮草的万无一失。

根据《册府元龟》记载“阎毗为起部郎。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诼郡，以通渠。毗督其役。”“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办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隋炀帝为了征战高丽，确实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陆运水运相结合，确保了粮草运输上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出现差错。

只不过最后还是没能像预想中那样，出征高丽还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

三、海运为主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贞观十九年开始的，之所以会有运输上的再次变化，与当时皇帝对高丽的征战方针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记载“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对高丽的征战策略已经作了调整，将重点放在了对于百济的控制权上，所以说进攻的策略发生了改变，行军作战以及运输的路线规划也要发生变化，跨海行动一触即发。

在唐太宗时期就想要征战高丽了，当时也有大臣提出了重视水运的建议“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月舰为水运。”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臣已经看出了之前的失败症结所在，所以就告诉了唐太宗，想要征战高丽是一件耗时很长的战事，可能会持续几年，所以物资的储备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再根据前朝的几次的失败来看，用人力和牲口来运送粮草的陆运方式必然不可行，现在首要的就是转变粮草运输的问题，水运或者海运就是最好的选择。

只不过唐太宗还是觉得陆运不能失去主导地位，所以海运一事虽然采纳了，但是也只是用作辅助而已，后来随着唐高宗的继位，海运作为主导地位的运输模式才算成为主流。

有《唐大诏令集》记载“朕以寡昧，纂承鸿烈……前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备东行者，即宜并停讫。”从这可以看出来在打仗之前唐高宗就已经下令开始造船了，这也说明了在这一次的征战高丽中，海运已经成为主流的运输。

在《太平广记》中亦有记载“唐白仁皙，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送米辽东，过海遇风。”从这段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唐高宗时期征战辽东也就是高丽之时，用的都是船只运送粮草，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出，唐高宗时期大力造船的根本目的就是运送粮草。

所以说从唐高宗年间的船只数量和造船力度不难看出，海运已经逐渐变成了粮草运输的主流，陆运已经渐渐地消失了。

而且在贞观十八年光是史料有记载的造船地点就有洪、饶、江这三个州，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就发展到了江南十二州造大船。

除此之外造船数量也发生了令人惊讶地增长，贞观二十一年记载数量为三五百艘，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就增长到了一千一百艘，这样的增长速度足以证明海运确实已经成为了主流趋势。

根据隋唐时期对于高丽的征战可以看出，行军作战除了前线冲锋陷阵将士有着卓越功绩以外，后勤保障也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而掌权者在设计行军路线的时候，同时要考虑的还有粮草运输的问题。

所以说粮草运输和政策是直接挂钩的，政策的改变也会带来运输方式的变革，唐高宗时期之所以能征服百济就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变。

如果还是一直沿用陆运为主的话，不但耗时长、耗力大以外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可是改成海运以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最后海运成为主流也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隋征高丽之目的及其失败之原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从百济之役看初唐海军》

《贞观十九年唐对高丽的战争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