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潮，主要方向是欧美发达国家，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正处于国运的谷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一部分觉醒的先进分子，急欲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拯救中国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毛主席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亲自去上海为“出洋”学生送行，筹集留法经费，出面向同乡章士钊借得巨款二万银元，这笔钱毛主席直到六七十年代还在用自己的稿费偿还。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留学人员，自己却留了下来，他对留学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呢？

一九二○年二月，毛主席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写信，其中谈到留学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不赞同大家都往一个地方去，那样不经济，重叠了，他说:

“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因此，毛主席不想留法，他的计划是将来去俄罗斯，“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再次谈了自己打算在湖南办两年自修大学然后“结伴游俄”的想法，他说:

“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主席表示暂不出国，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因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还列举了四大理由：

“１、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２、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4、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

因此，毛主席想“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至于将来，他说：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毛主席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到他曾就留学的想法跟胡适沟通过，胡适深以为然，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居然同意毛主席的留学想法，而且还写过一篇《非留学篇》的文章，胡适都说了些什么呢？找来一看，是一篇万字长文，写得文采飞扬，见地也非常独到。

胡适的《非留学篇》写于一九一二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年报》。胡适说自己一直有劝人不要留学的想法，但一直没敢说出来，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说出来了，他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然后胡适逐一解释了为什么留学是国之大耻，为什么留学不能是敲门之砖，为什么留学废时伤财事倍功半，为什么留学不是长远之图。

胡适的大意是说，中华原是泱泱大国，历史上都是他国争遣子弟来我们这儿学习，现在却是我们向他们学习，“北面受学，称弟子国”，所以是“天下之大耻”。

留学就留学吧，本来是应该学成归来，建设国家，“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被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然而现实是什么呢？留学成了“进取仕禄之阶”，文凭入囊，“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持此道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

再者，留学是个废时费钱的营生，胡适拿自己举例说，自己在上海平均每年花二百五十块银元，绰绰有余，但在美国留学，每年花美金九百六十元，合银元二千多元，是上海费用的八倍多，一年留学的费用，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花这么大本我，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

还有一点，过去留学生没有多少，但译著很多，留学生苦心绍介新思想、输入新文明，如今的留学生骤增，但他们“或国学无根柢，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结果是一本书都没有译出来，这令胡适每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说：“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也。必也一面亟兴国内之高等教育，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一面慎选留学生，痛革其速成浅尝之弊，期于造成高深之学者，致用之人才，与夫传播文明之教师。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吾所谓‘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者是也。若徒知留学之益，乃恃为百年长久之计，则吾堂堂大国，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输入之文明者如入口之货，扞格不适于吾民，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一百多年前，两位新文化革命的战将，怀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对留学这个问题做出了他们各自的回答，他们的看法是相通的，他们并没有否定留学这个选择，而是指出了留学潮中存在的不足，而他们指出的这些问题，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一点都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