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毛主席引领的中央红军曾经巧妙破敌，四次围剿，悉数粉碎。

然而，第五次围剿时，脱离了主席的战略智慧，红军血染湘江，八万骁勇之师，锐减为三万余人。

遵义会议后，主席的领导地位方得以重塑，方才红军由危转安，摆脱了国民党四十万之众的围追堵截。

后来四渡赤水，环环相扣，各种战术出奇制胜，又令国民党的四十万大军困于泥潭，无法自拔。

如果摸着石头过河，红军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吗？

摸石头过河，大转移

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岁月里，毛主席或许也是怀着一份难言的苦涩。

这一路上，他沉默寡言，心中有话，却似乎难以找到合适的倾听者。

在“三人团”之中，李德与博古似乎并不将他的意见放在眼里，而周恩来虽有心聆听，却也无实际兵权，无法改变现状。

那时，红军撤离江西苏区，踏上西征之路，抵达湖南宁远一带。

蒋介石变“围剿”为“堵剿”，意图围追堵截。

在此关键时刻，若是众将领能够聆听毛主席的战略建议，或许战局会有所不同。

毛主席曾提议，红军不宜过水，应转兵回击，回到中央苏区，或在湘桂赣边区周旋敌人，避免正面硬战，通过灵活机动的小规模战斗，逐步夺回主动权。

再或者，利用湘中的丘陵地带，设下埋伏，诱敌深入，分而破之，让国民党的湘江防线成为无用之兵。

然而，李德与博古未能采纳这些见解，导致红军在湘江之战中伤亡惨重，几乎陷入绝境。

李德当时的心思，却是另有打算，他一心向往湘西，那里虽人烟稀少，但地势险要，林木茂密，有利于游击战。

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虽兵力不足，但若能与中央红军汇合，便可在湘西一带发展新的根据地，壮大势力。

这便是李德所构想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大转移策略，走一步看一步，尽管这并非后来备受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倘若真按此计行事，红军岂能有效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大抵是难以为继的。

事实上，毛主席与王稼祥曾在风雨飘摇之际讨论过此事。

唯有明确的目标与坚定的策略，方能引领红军走出重围，否则红军的未来将如同夜路行人，前途未卜。

王稼祥:“你觉得李德这个人怎么样?”

李德曾参加过一战，加入苏联红军当过红军骑兵团长、旅参谋长，得到过斯大林的尝识。

而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他应该算个能人吧，可惜他不了解中国国情，在红军中犯了瞎指挥的错误，给红军带来了不可估最的重大损失，湘江一战让5万红军将士死不瞑目，永远不能安息，好可惜哟!”

王稼祥同样心存疑虑，对于一个根本不懂得中国地形与民情的外国人，竟主导着红军的命运，这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荒谬。

王稼祥震惊了，他拉着毛主席的手急切地问:“润之，你说怎么办?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李德，你想怎么办?”

是呀，这个时候红军还能怎么办呢？

通道会议，意去贵州

当时，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确实是中央的定策，非毛主席一句话所能轻易改变。

而在长征前夜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早已被解兵权，此刻欲转舵易帆尤为艰难。

蒋介石在湘江之战已大占便宜，然其贪婪不已，又欲以沅江为第二湘江，调集二十万大军沿沅江布防。

此时，若余下的三万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之际不计策改变行军路线，非渡沅江北上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不可，恰似以卵击石，必遭重创。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与候补委员王稼祥在湖南通道提议召开高层军事会议，以决红军未来之路，是为后世称道的“通道会议”。

周恩来居中主持，开言道：“同志们，湘江我们到底是过来了，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开个军委会，讨论红军的出路问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有话摆在桌面上说，一旦形成决议，那是要无条件执行的。”

会议室内，片刻的沉默如厚重的云层笼罩。

病体缠身的李德，见无人开口，心中焦躁，遂率先打破寂静。

红军的出路在哪里，李德认为在湘西。

李德始终坚信，湘西那里有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中央红军应该向湘西靠拢。

在湖南、贵州与四川的交界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苏区，把这里作为红军的根据地，进行战略深呼吸，累积力量，以便未来能更有力地对敌人发起攻击。

博古赞同李德的意见。

湘西根据地原来只有贺龙的红二军团，因人马太少后来改为红三军，肖克的红六军团过去以后，贺龙的红三军又恢复成红二军团。

现在湘西有贺龙的红二军团、肖克的红六军团，两个军团加上中央红军，三大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不怕打不赢国民党的正规军。

听了李德和博古的发言，毛主席灭了烟头，望了李德、博古一眼，然后开始讲话。

中央红军依据中央方针北上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乃是既定决策。

然而，毛主席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中央决定此举本欲给予红军喘息之机，动机固然不错，但实际效果，却恐怕是劳而无功。

会合得了吗？答案是沉重的。

因为自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未曾停下追击的脚步，在沅江沿岸又集结了二十万大军，意图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剧，一举消灭红军。

自江西大撤退至今，湘江一役使红军损失惨重，兵力、装备、后勤均已耗损严重，面对的则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正规国民党军。

红军的二、六军团虽然名气赫赫，但实际兵力并不足以与敌方的一个师相抗衡，敌我之间的力量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敌人在湘江的兵力高达三十万，红军仅有八点六万，不过敌方的四分之一；到了沅江，敌军更是高达二十万，而红军仅存三万，能参与作战的不足两万。

如果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地强渡沅江北上，显然是自寻短见，那些尚存的三万红军将会在这条路上走向灭亡，这是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愿见到的结局。

蒋介石之所以恐惧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便在于此会合的潜在威胁。

他调集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围追堵截这些疲惫不堪的红军，意图在北上的道路上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这正是蒋介石精心布下的罗网。

毛主席十分不解：我们为何偏要投入这个陷阱？难道没有其他路可走吗？

在这样的疑问下，毛主席在会议上建议，应重新审视当前决策，收回原命令，避免让中央红军踏上这条无法回头的绝路。

中央红军处于四面楚歌之境，前有蒋介石的铁蹄追逼，后有士气、物资两重压力压身。

此时此刻，红军应何去何从？这是所有红军将领心中挥之不去的重大疑问。

毛主席却已有了答案，他的目光转向贵州。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手下的第25军，虽名义上有21个团，但那只是军饷报表上的数字，实际兵力恐怕远未及此。

更何况，这支所谓的黔军，多数士兵除了标配的步枪，更多时候手中拿的是烟枪，其防御力量之薄弱，实在难以形成对红军的有效抗衡。

贵州的地形多山，正适合红军采取游击战术。

王家烈的军队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红军完全可以乘虚而入，不仅避开蒋介石的主力军压力，还可以在大山中与敌周旋，借助地利之便，变被动为主动。

主席认为，红军应该趁机打几场大的歼灭战，好好装备自己，不仅补充武器装备，也能提振士气，重塑红军的战斗力。

危急关头挽救红军

红军的命运正悬于一线，陷于四面楚歌之境。

危机关头，毛主席的智慧与决断，为红军指出了一条生路。

他主张放弃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转而进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主动，打几场胜仗，为部队争取宝贵的休整机会。

部队在十二月攻占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随后不待天明，便迅速转向贵州，攻克了黎平。

如果不是毛主席在那紧要关头坚决主张改变策略，剩下的三万多名红军恐怕真的只有走向毁灭的命运了。

在通道会议落幕后，中央军委便于当天晚上19时半，以“万万火急”的电报形式，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进军令。

红军的行军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决心避开强敌，以保存有生力量为首要目标。

至12月13日，面对湘敌的压迫与围追，中央军委发出了行动命令，指示各军团继续坚定不移地西进，绕开已被敌人重兵布防的通道，寻求突破。

而到了12月14日，中革军委再次以朱德名义向仍在湘西苦战的红二、红六军团发送电报，告知中央红军已经西入贵州境内，并在西进过程中寻找机动机会，计划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

此举意在打破敌人对红军动向的预判，同时希望红二、红六军团能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共同发展湘西北苏区，形成对敌的有效牵制。

蒋介石早已预料到中央红军或试图北上与贺龙、肖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故此他调动了16个师的国民党军，如影随形般从三面包围红军，形成一个钢铁般的包围网。

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几乎是贴在红军后卫的鼻尖上，不给红军任何喘息的空间。

同时，蒋介石还在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了四道坚固的碉堡封锁线，他自豪地将此称为“请君入瓮”或“守株待兔”。

这四条防线起于湘南与桂北的交界，止于湘西南的腹地，从南向西或西北方向蔓延，密集的布防使得这几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不过百余公里。

按照李德的直线北上计划，红军几乎无疑会撞入这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

然而，蒋介石虽精心筹划，却未能预见到红军不走寻常路的决断。

当红军改变原计划，转而向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时，其行动迅速而果断，竟使得蒋介石的所有防备顿时成了无用功。

红军进入贵州，仿若进入了无人之境，他们的势头强劲，无人能挡，连黔军在遭遇红军的猛烈攻势下也是一触即溃，显得不堪一击。

蒋介石的计策虽精，却未料红军将以变应万变，其原本严密的防线布局，在红军的灵活机动面前，反而显得束手无策。

此一战，红军用其不按常理出牌的行军策略，彻底打乱了敌人的所有部署。

而这背后，毛主席那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果敢的决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参考资料：

黎明轩著. 生死大行军[M]. 2007

点和

说说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