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朋友、《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都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很深入的了解。

他以记者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判断，对两人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

1972年，为期一周的访华经历，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过不止一次的亲密接触，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之后，尼克松从一个大国元首和政治家的角度，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写字者，写志也。”

毛泽东和周恩来尽管忙于国家大事，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和练习书法，但天赋使然，他们的书法造诣都很高。

1958年，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毛泽东手书碑名，周恩来手书碑文。毛泽东的书法龙飞凤舞、笔意纵横、气度恢宏，

周恩来的手书藏锋于拙、圆融清劲、含蓄内敛。

这座纪念碑，是他们为中国革命指引方向、为新中国建设擘画蓝图，默契配合的一个象征。而这两幅字，也和他们的思想性格、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儒学大师马一孚曾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副诗联，赞扬的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的目光远大、规划远景、擘画蓝图的高超领导能力。

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副诗联，称赞的是周恩来举贤荐才的慧眼独具、凝聚人心的人格魅力，以及事无巨细，将设计蓝图一一实现的惊人执行力。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马一孚先生看人的眼光可谓精准。

几乎接触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人，都能看到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迥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举世公认的完美搭档。

或者说，正是这样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可以优势互补，各擅所长，将两个智慧大脑的合作威力发挥到极致。

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是毛泽东，先后经历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也高于毛泽东。

但是，经历了革命前期一次次残酷失败，眼看着革命战友一个个倒下的周恩来，发现了具有难得的领袖才华和战略家智慧的毛泽东。

我们不知道，周恩来是在何时，下定了决心，只是知道周恩来曾感慨地说：“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博古说：“中国需要毛泽东，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完成革命事业，走向胜利，你，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自此之后，周恩来就坚定地选择和毛泽东站在一起，主动担当起管家和助手的职责。这一干，就是一辈子，不管是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面临种种挑战的新中国成立后。

因为，从少年时就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之志的周恩来，这一辈始终坚守最高原则——追求革命的胜利，造福国家和民族。他的心里，没有个人私利，装的是天下，爱的是苍生。

他所有的选择和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是深深了解和完全信任。

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

1949年，新中国筹建前，毛泽东谈到政府人员配备问题时，说其他人选尚且不能确定，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建国后，周恩来已经是总理、军委副主席、政协副主席，肩负着繁忙的军政事务，但毛主席思虑再三，都没找到最合适的外交部长，最后只好又把周恩来请了出来，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

此后，周恩来除了是人民交口称赞的好总理外，更在外交战线上留下无数经典时刻，不仅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赢得了无数次外交上的突破和胜利，也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赞扬和尊重。

1976年1月5日，周总理最后一次手术，毛主席也一宿没睡，每隔一段时间就让工作人员询问手术的情况。等到天亮了，总理手术结束后，主席才睡去。

1月8日，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毛主席久久地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

1月14日，拿到周总理的追悼词后，这位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的伟人，痛哭失声。

1974年9月9日，周总理逝世8个月后，毛主席也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和人民。

生前，每逢开会或者其它重要场合，见不到周恩来，毛泽东经常会说：“等等总理，我们一起去。”

这一次，他们真的又在一起。

愿天堂相逢，两位旷世伟人没有病痛，再谋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