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综合实力的相当

古代史研讨：为何说宋辽交聘是宋辽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宋辽之间发动了数次战争，其中，宋向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是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防备长驱直上，企图一举攻克幽州并夺取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军队激烈交战于高梁河，被辽军大败，宋兵被辽军“杀甚众”，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仅以身免”“至涿州，乘驴车遁去”。

第二次是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又兵分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临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再次击破宋朝进攻，威名远扬的杨家将杨业也因“苦战力尽”被擒后绝食而死，宋朝的两次北伐失败反倒使得辽国得以巩固在燕云一带的统治，而宋太宗也担心“兵久生变”，内部发生分裂而被他人易手赵宋王朝的政权，因而改变策略，守内虚外，对辽国一直采取防守姿态，再也未对辽发动主动进攻。

辽朝主动向北宋发动过四次大规模战争。

第一次是在979年高梁河击溃宋军后，辽景宗为“报围城之役”，连续3次发兵攻打宋朝，也想试图统一南方。是年九月，辽朝以“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十月与宋在冀州满城于宋兵交战，但结果是被宋军所败。

辽景宗为洗满城战败之前耻，980年又“亲将南征”，也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而不得不北还。次年又“南伐，战不利”，被迫收兵“还次南京”。即便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也并非一直保持稳定的和平关系，辽兴宗曾想“欲一天下，谋取三关”，要求收回关南十县，朝臣箫惠仍旧轻视宋朝，认为武力上宋弱辽强是有目共睹的，且宋已数十年不兵，“师老民疲乏”。

若兴宗亲率六军以武力威胁，则定胜之，然而箫孝穆反对与宋短兵相接，看到了宋辽之均势，认为辽已经与宋和好数十年，没有缘由出兵，本就理亏，

更何况战争上胜为由索要关南之地，且“会诸军于燕”压宋境，蓄势而发。

从宋辽历史上的屡次交手可以看到宋辽的军事实力也可以算得上旗鼓相当，并非绝对的辽强宋弱，皆为攻人不足，自守有余，自然宋辽相互妥协也是情势使然，军事实力的不相上下也成为宋辽维持百年交聘的社会现实条件。

汉契往来的政治保障

宋代历来被视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屈辱内缩的“萎靡”时期，从汉族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对外财政支出庞大、“冗兵冗官冗费”而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宋朝无疑是“积贫积弱”，是应该被批判的时代。

尽管宋太祖建立北宋后，也谋划了先统南方，再平定北方的策略，但宋朝君主在现实中终究未能仰赖军事功勋为中原立“大一统”之业，也未能实现“尊王攘夷”，甚至还降低了中原传统观念中应有的政治地位。

此层面来看着实容易为人所诟病。而同时也应看到，宋太祖赵匡胤是从五代分裂且混乱割据的背景中开局，但他成功地使宋避免了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终结了五代时期的动乱与政权纷争，用和前人不同的解决动乱的思路，“杯酒释兵权”，走上了重文轻武的道路，理性地防范与治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动乱，五代时期的动乱分裂孕育出了宋朝统治者的“祖宗之法”。

太宗即位后发布的诏书进一步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定下了基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的事情都要小心防备，委曲求全地进行制约。

当然太宗继承大业后，也曾挥师北上以武攻辽，希冀能如秦汉、隋唐般能够站在制高点上实现“大一统”，

但攻取幽燕不利，高梁河战事之耻，岐沟关大败都预示着凭武力建功立业机会渺茫，而“兵久生变”，来自内部的忧患也风险重重，太宗朝意识到问题出在自身“根本未固”，应先治理朝廷内部事务，则“边鄙何患乎不安”。

此后的几代宋朝君主，均沿袭此法，转移“边事”注意力，将防范内部分裂视为政治重心，守内虚外。若纵观历史，这样强调先安内而后固外的“祖宗之法”也确有成效——中国再未出现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

北宋政权开创之时起就营造了一个务实的社会氛围，宋朝统治者对本朝的定位也是“以儒立国”以成一代文明之治。

北宋与之前几个朝代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不减反增，民间商业手工业逐渐活跃，社会风尚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社会财富与阶层可以流动，个人也能够多元化发展，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崇文抑武盛行，时代文化宽松而活泼。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与社会发展基调下，相较于直接用军事武力与辽对抗而产生政治动荡，民生凋敝的风险，一直沿用“祖宗之法”反而能够使社会稳定，富国富民。

因此，宋朝上下明显更加倾向于选择文谈边事。

真宗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的，于世人来看可谓是兵临城下的无奈之举，也并非能够令人欣然接受，但其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与宋辽的确也对宋辽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宗朝，宋辽又发生了一些“临时性的争执”——关南之争，即使已接到“契丹谋入寇”的边报，宋也未采用战争解决，而是派遣富弼使辽与之交涉，增纳岁币绢匹各十万两，且“搬至雄州白沟交割”，在军事上约定“南朝河北延边州、军，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边军民，无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马”，终究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与辽的问题，能够维持较为长久的平和的外部环境。

总之，对于宋来说，可以将边境军事的注意力进一步转移到朝廷内部，继续遵循赵宋王朝的守内的“祖宗之法”，对政权实力的增强实际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辽朝南北面官制度

辽朝与五代、北宋相始终，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北朝。尽管此前五胡、北魏时期都曾有过入主中原的经历，但这些政权在制度建设上并不具有显著建树，而辽朝开创性地将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之下，建立了一套稳固且卓有成效的南北面官制度。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辽朝是“一国两制”政治体制的实施典范，南北面官制度不仅为辽实现内部治理提供了路径，辽境内各民族共处的经验，也势必对宋辽交往产生影响，为双方交聘的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辽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在辽境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类以汉人、渤海人为主，耕稼以食，桑麻以衣，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另一类则以契丹为主，过着转徙无常的游牧生活。

随着辽的领土扩大，境内人民交错繁杂，不同民族间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给辽朝的统治带来了困难。辽按照辽制或汉制中任何一种统治制度进行管理都有可能产生管理的混乱。

总之，南北面官制有效地促进了辽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积极地学习与吸收，契丹文化与中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有效的融合。

它较好地解决了辽朝境内的多民族问题，为民族之间的共处提供了一个和谐的政治环境，契丹采取南北面官制度本身已经说明在当时尤其是辽境内的汉契交融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

总的来说，燕云地区是传统汉族聚居区，文化发达、汉化程度极深，契丹占据这一地区后推行南北面官制度既是稳固统治的需要，对辽朝境内的中原文化、契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并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互动与融合的进程，并使自身在更大程度、更深层次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契一家”的思想也由此能够逐渐在辽境内传播，为宋辽间的民族交往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