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朝时期，契丹南下军事经略政策转变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高平战后，契丹在河北呈现守势，在河北地区穆宗开始直接指导幽州守军的南下活动，并加强对河北边将的控制，限制幽州守将的军事自主权，南下以被动反应为主。随着高平战后后周势力的增强，契丹在河北的小规模经略活动已不能遏制后周的崛起，因此在随后的数年间，未见契丹在河北南下。

高平战后

至应历八年（958）四月，契丹为回应南唐求援，命“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出骑万乘余掠边”，此次出兵南下较之前规模更大，这似乎是穆宗最后一次试图南下扼制后周。但此时的后周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对于契丹在河北地区的军事活动给予积极反击。次月，后周“成德节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

后周的军事报复使幽州留守萧思温感到压力倍增，战后“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从穆宗对萧思温请求增兵的回复可见，穆宗不仅未允许增兵，还限制了河北地区契丹军事将领的南下权力，契丹边将在平时只能固守，而在战时亦不能主动追击，

这意味着契丹放弃了在河北方向的南下军事经略主动权，开始转向以固守幽州为主的保守政策。

契丹对后周北犯的消极应对，似乎让后周看到了机会。应历九年（959）四月，周世宗趁契丹南下政策全面转向保守之际出兵北征。周世宗北征的作战过程极为迅速，仅用12天便攻占了三关之地。而面对后周的北征，契丹并未作出反应。直到“周主荣以病归”，南京留守萧思温方至益津关，却又不敢进攻，“伪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余人来拒，败之。”

以小战来摆脱失地之责。林鹄指出契丹丢失三关的重要原因是幽州留守萧思温的无能。张其凡则指出是由于三关防御薄弱所致。但究其根本，穆宗限制幽州将领的权力以及采取全面的保守政策应是契丹丢失三关的重要原因。

三关丢失后，契丹于应历十三年（963）与应历十七年（967），因“宋欲城益津关”而派军南下袭扰，但从“命南京留守以兵扰之”，“请以偏师扰之”的记录来看，穆宗并没有因为丢失三关而改变对中原的保守政策，幽州地区的边将的军事权力仍被极大限制，

尽管是小规模袭扰，幽州边将仍没有自主权力。

这再次表明固守幽州，维护南境安全的军事保守政策，已成为契丹的国策。这一保守政策影响至景宗朝初期，直至乾亨元年（979）宋太宗北征幽燕，契丹才重启河北经略。由以上可见，高平之战对契丹南下军事经略政策影响很大。

高平之战的影响

高平之战初期，后周大军右阵主将樊爱能等遇敌先退，并在南退的道路上大肆宣扬“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樊爱能等人的说辞，表明经太宗、世宗的南下军事经略，契丹军威远播，中原王朝内部存在着对契丹军队的恐惧情愫。而高平一战后，无疑削弱了中原王朝内部对契丹的恐惧心理，加强了对契丹的抵抗意识，后周内部很难再出现勾结契丹的割据力量，这无疑也增加了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的阻力。

另一方面，后周在高平之战中展示的军威，似乎也使穆宗意识到助北汉南争中原已无可能，能否存续北汉成为穆宗南下军事经略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高平战后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由助北汉南争中原转为助北汉存续于河东，这也标志着穆宗彻底放弃了太宗以来积极进取的军事经略政策。

然而，就长时段而言，穆宗继位后虽并未彻底放弃南下军事经略，但与太宗、世宗时期相比其南下军事经略政策存在明显收缩。固然高平一战展示了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增长，但这一增长是相对性的，并不意味着契丹力量已衰弱至迫使其放弃南下军事经略，相反契丹此时仍掌握着对后周的军事优势。

或许穆宗在继位之初就已不愿南下，只是为了不堕乃父之业，故而转向较保守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高平之战是穆宗为放弃南下军事经略政策找到的借口而已。

若果真如此，那穆宗时契丹南下军事经略政策出现的如此转变就值得深入探讨。

学界对于穆宗时期南下军事经略政策转向的问题讨论并不多，大多数较早的学者都认为穆宗昏殆与中原王朝的强盛，是穆宗放弃南下军事经略的重要原因。陈述指出“政昏兵弱的理由未必恰当，至少是不全面的。”提出穆宗放弃南下军事经略本质是草原本位政策的回归。

新近的学者林鹄在研究穆宗时期的内政外交时对陈述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认为穆宗并未回归草原本位政策，反而在汉化上不断深入，并保持着积极南下。穆宗南下军事经略政策的转变，除因中原王朝的强盛外，与穆宗本人没有太多军事经验有关。

并另辟蹊径，从医学的角度分析穆宗可能患有性功能障碍，造成其心理扭曲，难有对中原的进取之心。

林鹄的观点虽为独到，但颇给人一种穆宗扭曲的心理只在穆宗朝中后期制定南下之策时才会发作之感，毕竟在其研究中不断强调穆宗在内政上大有作为，并在前期仍保持着积极南下。因而，穆宗时期南下军事经略政策的转变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穆宗无南下军事经略需要

无论是太宗还是世宗，在其继位之初均伴随着皇权合法性危机，同时后族势力极大限制着皇权。然穆宗继位之初，对契丹皇位继承制度有重要影响的述律后一系，在“横渡之约”后退出了权力中心，其家族在政治上受到较大打击。

从世宗至圣宗，这个家族势力处于相对的衰弱状态，已不足以对皇权继承产生任何影响。

其次，嫡长继承观念的深入，穆宗以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位。早在世宗继立之时，拥立诸将就提出“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契丹诸将试图以世宗东丹王嫡长的身份对抗述律后的兄终弟及，说明此时契丹皇权继承的合法性观念开始出现变化，嫡长子继承已为契丹内部所接受。

世宗遇弑之时，其长子明扆仅4岁，尽管此刻明扆以嫡长身份也有合法的继承权，但蒙童之龄使其无力控制局势。

且世宗遇弑说明契丹内部世宗的支持者并不多，因而未受拥戴。而寿安王为太宗长子，亦具有契丹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在察割之乱初期，即受到群臣拥戴。

如屋质在见穆宗时也提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社稷将谁赖”之语，足见屋质也认为穆宗是当时契丹政权唯一的继承人。同时察割僭位之时，其妻便已指出“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噍类，此物何益！”屋质自不必言，时为当朝权臣，察割妻之所以担心寿安王，完全是因为寿安王具有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寿安王在，察割僭位必然不稳。

之后在镇压察割之乱的过程中，穆宗通过自己皇位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招谕参与察割叛乱的诸将，“寿安遣人谕曰：‘汝等既行弑逆，复将若何？’”参与叛乱者也认可穆宗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因此“有夷离堇划者委兵归寿安王，余众望之，徐徐而往。”

察割之乱在未发生大的战斗的情况下被穆宗镇压，这也说明了穆宗确是世宗之后的众望所归之人。

尽管在穆宗继位后，先后有贵族叛乱，但并非均是挑战皇权之举。如应历二年（952），世宗弟娄国的谋反之举，亦非争夺皇位。穆宗继位后，对天禄元年拥立世宗的朝臣开始打压。如北院枢密使耶律安抟“以立世宗之故，不复委用。”

耶律洼之子何鲁不“穆宗以其父吼首议立世宗，故不显用。”在这一背景下与世宗有关的群臣诸王，恐怕都难逃弃用的命运，因而娄国的反抗与其说是争夺皇位，毋宁说是穆宗对世宗残余力量打压的反抗。

总的来说，应历三年（953），冀王敌烈与海思的谋反，究其原因恐怕也无出其右，毕竟耶律海思在横渡之约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镇压娄国、海思等人的叛乱后，穆宗一朝再未见诸王叛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穆宗继位后，长期以来的契丹皇权危机得以解除，新继位的皇帝无需南下军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