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学编》与《国琛集》

这种当世的“利益关系”所造成的“说不清”并非影响一时，在复杂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和惯性下，两种话语都对后世重新书写杨廷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双溪杂记》在《明伦大典》的舆论铺垫下，其话语影响至少延至隆庆初年，在某些私家史学与书商书坊的采引、重刊下，其至万历晚期仍有流播，对于晚明史家书论杨廷和颇有误导。

熊过所撰《墓表》被杨廷和之孙杨志仁所撰《行状》所采录，在杨氏被穆宗复官赠谥后，《墓表》《行状》以家史而成为史家撰述的重要参考文献。天启、崇祯时期，更有杂糅两种文本说法的私史，如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沈国元《皇明从信录》等。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最早关于杨廷和的记载极具有矛盾性，即在嘉靖时期塑造杨廷和形象的文本中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这两种文本自身都存在着极端偏向，王琼之说极论杨廷和之罪，而熊过之文盛赞杨氏之功，二者自身都不允许所描述的杨廷和在道德或事功方面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两种话语的极端存在构成了书论杨廷和的矛盾和困难。

特别是明中后期的一些私史家“多涉疏舛”抄撮成文而“不能核其始终”，对于《双溪杂记》的多次转引采录，甚至错杂诸说，造成史作失实，以致于清代学者讥之学无根柢。从史学史的意义而言，这亦或是史家跳出两极话语陷阱重塑杨氏形象的必然过程。因为从杨廷和的形象书写史来看，王琼的诬诋之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趋减少，人际方面的影响的减少为史学的真实客观增加了可能。

总而言之，对于嘉靖时期的王琼、能过等人关于杨廷和的不同记载，我们不仅要考察其记叙发论的动机，而且要将其文本置于时代的背景中去考量，从史学史的角度透视其纵横关系，发掘不同文本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隆万时期良好的私史生态

明代私家明史撰述兴起于嘉靖时期，出现了一批名家名作，如陈建所撰编年体之作《皇明资治通纪》、郑晓承马班纪传之作《吾学编》、高岱从袁枢纪事本末成《鸿猷录》等。隆庆、万历时期，特别是万历中后期迎来了明人撰述明朝当代史的高潮。

关于明代私修当代史勃兴的原因，学人多有探讨。如继光、陈静《明代史学述论》就提出了史官失职、国史失实的刺激与重史思潮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三方面原因。钱茂伟、姜胜利、杨艳秋等学者还指出了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的冲击、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心学兴起下个人自我意识的加强、人期为班马的心态、网禁松弛等因素。

除了以上诸条件的变化，嘉靖时期与隆万时期史学生态的不同也与最高统治者的性格，或者说对于史学的态度密切相关。穆宗与神宗二帝的性格与世宗全然不同，特别是神宗的怠政、对明代当代史的兴趣以及国史修纂的尝试，都为私史的大兴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有利条件。如顾炎武所言。

虽然明代官方的态度在以上私史发展的诸条件中并不显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王朝在史学生态中官方角色的空缺。总体而言，学界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诸多研究成果都从多角度揭示了此时期私史发达的时代背景，更从侧面展现出此时期史学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充分说明了此时期史学生态的良好状态。

另外，与杨廷和相关的就是议礼之事已经不再是朝廷中的禁忌话题。隆庆元年（1567）正月，礼部遵诏会议郊社诸典礼及葬享之制，礼部上议以穆宗继位后，睿宗（世宗生父）继续配享明堂有违“严父配天”之义，请求罢睿宗明堂配享，穆宗认为礼部会议允当，准命如议行之，即罢睿宗明堂配享。

鉴于穆宗即位后对世宗所改礼制进行部分调整恢复的情况，有官员还重提兴献王衬庙称宗之事，试图对世宗的决定进行修正。隆庆元年（1567）三月，礼科左给事中王治上疏，称兴献王入庙称宗一事尤当再议，其言：“盖献皇虽贵为天子之父，实未尝南面临天下，而今乃与祖宗诸帝并列，终为未合。”

其认为应将兴献王之位搬出太庙，专祀于世庙，而结果却是章下所司，再无下文。显然，在“先志不可不成，圣训不敢不奉”的前提下，穆宗不可能对其父所坚持的根本大礼进行修改，更何况是牵涉世宗的继位合法性等根本问题。

而对于文官群体而言，在世宗到穆宗的帝统建立之后，对“大礼议”的有关礼制再行修改已经没有实质意义，明代士大夫所持的士气经过世宗时期的摧折后也已不复从前，所以，文官群体也逐渐放弃了修正大礼的想法，转而去重新解释“大礼议”与议礼诸臣的主张，重构议礼诸臣的历史形象。

隆万的官方态度与论断

在世宗敕定杨廷和等人之罪后，终明一朝，使杨廷和历史形象与评价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就是隆庆初年穆宗诏令礼部予杨氏复官、赠谥、赐葬、赠荫，这是明王朝对杨廷和生前为官功绩的认可和身后的恩典，有国家不忘大臣之义，同时也为杨氏后人为杨氏正名和朝野之人重论其功过与“大礼议”之事提供了基础。

万历初年，随着《世宗实录》的编撰完成，世宗一朝之事终有定论，特别是神宗为世宗实录亲撰的序言，可谓是明代官方对世宗一生的盖棺定论，而以实录之国史地位，不容私拟，这也对隆万时期诸家书写与评价杨廷和及议礼事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