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糟踏名人蔚为一种时髦。现代历史名人郭沫若确有政治上、学术上与个性上的软肋可以攻击，但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歪曲事实，有的甚至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种风气给青年人带来某些恶劣的影响。

正如一些严肃的历史专家指出的，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20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说他是个盖世奇才恐不为过。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还有什么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准则可言！

臧丕人物，见仁见智，这很正常。可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的人评价历史名人要采取双重标准呢？

海外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叫余英时的，他贬损郭沫若的学识与学术道德，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这就让我等糊涂了。后人的攀登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你怎么不说你的老师钱穆也“攘窃”了前贤的研究成果呢？你怎么不把钱穆的论著和先前研究诸子的论著加以“互校”，看看有哪些史料相同或论点相似，以此排查你的老师有无“抄袭罪”的嫌疑呢？前人有诗曰：“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如果真是郭沫若抄袭钱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人物怎会对此视而不见，一直保持缄默呢？还专等你来平地起一声惊雷不成！

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学者，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精英分子，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在学术上或者有过争论。可事实上，桥归桥、路归路，他们几位都对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与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不受政治偏见所左右，学者风度还是有的。

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有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他推崇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顾颉刚还认为，在甲骨文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创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解放前，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提名有55人，经过5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位院士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傅斯年也力争郭沫若当选。即便是在台湾的学人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也还是必读书。

再说那位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吧。老年苏东坡的诗句“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也可算是陈寅恪的写照。有如此嶙峋的傲骨、孤独和顽强的陈寅恪，他最佩服的两个人，是有名的“四堂”中的“二堂”，这“二堂”是谁呢？就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即王国维；郭鼎堂即郭沫若。陈寅恪佩服郭沫若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是郭沫若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它破译了。1961年3月和11月，郭沫若在广州两度造访陈寅恪，吟诗作对，相谈甚欢，成就一副流传至今引为美谈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一“聋”一“瞽”，对陈端生《再生缘》的高度评价高度一致，两位大师由此结下学缘。而对于某些无中生有的闲言碎语，他们所取的态度一如陆游的名句：“耳边闲事有何极，正可付之风马牛。”郭沫若离去后，陈寅恪曾向助教谈起郭的著述，评价说∶“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郭沫若则鼓励新一代学子要超越陈寅恪。陈寅恪与郭沫若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是一对“龙虎斗”，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

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与地位，更突出表现在他是新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创始人。从中国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用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串起来，这个发明人是谁？谁是开蒙第一人？是郭沫若。在国际上也独此一人。郭沫若之前有德国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伦理观，讲儒教就是教人当官，道教就是巫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认为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这个论断被郭沫若推翻了。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郭沫若在“歧路的仿惶”中向往“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性”，就是内在的认识，人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就会藐视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王阳明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这不是很了不起的自由思想、启蒙思想么？按郭沫若的看法，这样的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物身上，“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式的平等思想，也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明朝为何亡国？中国的出路与前途何在？进城以后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摆脱“周期律”的宿命？郭沫若上下求索的这些问题，怎么就成了“逢场作戏”呢？这不正是中国真正要面对的历史课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