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品的数量

历史思考：室韦部落及相关诸部与辽朝的关系如何？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辽时期的室韦诸部属辽北院亦即北面官统治管理，与辽政权的联系形式包括接受统治、朝贡等，当然边境的侵扰。据文献记载，以室韦之称的部族与辽之间的朝贡，主要集中于辽初。据统计，以“室韦”之称朝贡者，见载于史册的有六次，其中黑车子室韦四次，时间多集中在太宗、圣宗两朝。

明确记载的贡品，有太宗会同元年（938）二月，室韦贡白麃；同年九月，黑车子贡名马。未见有其他朝贡物品的记载。但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后，朝廷明确规定，各部族贡马数量，其中室韦每年贡额三百匹。

与同一时期要求女真万匹，阻卜二万匹的定额相比，室韦部所贡数量极少。

上述规定，一方面表明，马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生产乃至对外武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作为统治一方的辽朝，还是受其统治的北方诸部族，对马匹极为重视。如室韦自首见于《魏书》记载起，便可见其内部以马的数量为其财产主要标志。《魏书·失韦传》记“杀人者责马三百匹”。

另一方面，辽对同为其属部的室韦及其他部规定贡马数额的巨大差异，也反映出其时远在东北一隅的室韦经济相对落后，势力弱小。故而也有圣宗时“振（赈济）室韦、乌古诸部”的记载。然而，与室韦相比，辽对漠北中西部广阔地区活动的阻卜重视程度更高。

从文献记载来看，阻卜于太宗神册三年（918）始朝贡辽朝，止于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夏六月，甲辰，阻卜来贡。”此后便再无贡献的记载。

据不完全统计，有辽一代，阻卜朝贡多达六十次。从朝贡的频次也可知室韦与阻卜对于辽政权来说的重要性存在很大差距。此外，辽朝在接受属国朝贡的同时也会回赐，如辽太祖神册七年（922）“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又记“赐大、小鹘军万余匹（马）”。大、小鹘军是二室韦（应是指大、小黄二室韦）军号。辽朝除赏赐马匹外，也有其他赐物，如屡见史载“赐左、右二皮室贫民钱。”

“赐东北路贫民绢”等。就赐“贫民钱”看，进入辽统治下的室韦部仍未摆脱贫弱状态。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阻卜贡马、驼二万。辽太祖时，“厥后东丹国岁贡千疋，女直万疋，直不古等国万疋，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疋，西夏、室韦各三百疋”。

可见，不管是朝贡次数或是回赐物品，对辽朝而言，远在东北地区的室韦部远不如阻卜重要。

阻卜诸部与辽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利于辽对于西北地区的统治以及制约西夏的侵扰。再者从草原丝绸之路看，蒙古高原西北部以及西夏都是西行的必经区域，所以为经营草原丝路，契丹贵族除了保持朝贡与贸易联系外，还与阻卜实行和亲政策。

《辽史·圣宗本纪》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庚申，阻卜酋铁剌里来朝。戊辰，铁剌里求婚，不许”。而在《辽史·属国表》记统和二十二年八月，“阻卜铁剌里来朝。铁剌里请婚，许之。”不管此次的和亲是否成功，阻卜对于辽政权或漠北诸族而言都是势力强盛的部族，故辽对其不敢小觑。

蒙古族的来源

对于十三世纪蒙古族的来源，迄今为止，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室韦诸部共同构成蒙古族族源。其二，蒙古族源于唐时首次见于史书中的蒙兀室韦部。其三，早期在漠北地区活动的北族都是蒙古族的来源。

对此对于早期蒙古历史的追溯可从广义与狭义两种视角展开。

广义早期蒙古史是指活动于漠北地区操蒙古语的古代各族历史。狭义是指以成吉思汗所源出这一支蒙古人为中心的古代蒙古史，其核心即是今日学界所称的王朝统治者家族（成吉思汗家系）史。

依此思路，本文对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取广义视角，考察十三世纪以成吉思汗及其氏（家）族为核心的蒙古族正式崛起之前，属蒙古语族的室韦人的历史，亦可视为蒙古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蒙古族的直系族源的蒙兀室韦，首次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其居地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旁。

十世纪后其名称发生变化，《新五代史》载“契丹五骑遇一韈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王国维曾提出“韈劫子，蒙兀室韦之转音。”辽初又有萌古部、盲骨子、朦骨、蒙古里等有多种异译。据相关史料显示，辽时的蒙兀室韦部已与原室韦部分离单独发展，且拥有了新名号（五代时韈劫子—辽初萌古/盲骨子）。

从后世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将蒙古族归属于东胡系。

而中古时期东胡系最具影响力的部族便是室韦与契丹。据后世语言学家的归类，二部（族）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其中唐时出现的蒙兀室韦部更是被学界视为十三世纪崛起的蒙古族主要族源。事实上，室韦受中原王朝与北方突厥语系诸族以及其他邻族的影响，其语言、习俗均相应发生变化。

中原文献的记载

唐代中原文献中出现的以“室韦”为号的多个部落，实带有泛指性，这种将某一特定部落（族）称谓泛化为空间上更为广阔的众多部族的代称，为中原文献对北族记载的一个常见现象。从汉文文献及突厥文碑铭记载看，仅就唐朝近三百年间来说室韦部的数量从九部发展至二十余部。

而突厥文碑铭中又以“三十姓达怛”称号的出现，可知其部落数量一直在变化。而且各部的构成已相当复杂，并不一定为同一族属。因历代对室韦之号代表的人群存在泛指现象，故文献中以室韦为号的人群不一定拥有相同族属。

不过，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室韦”的部落，其语言属东胡系后裔的人占多数。

故此笔者也认为，在历代文献记载中，室韦的主要部分属东胡系，但部众的中混有他族的人员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辽末室韦的流向，史载完颜酬斡（宗室子弟，曾随太祖伐辽）“败室韦五百于阿良葛城”，这也意味着室韦从此前契丹—辽之属部归降于女真，开始了在女真—金治下新的演化。

从时间上推测，“室韦”之号在金太祖（1115—1123）天辅六年（1122）见于史册后，随即便在中原文献中消失。

学界推测，室韦或被女真族同化，或进入了其他蒙古语族部。因为金代蒙古高原地区活动的诸部族势力已经很强盛，其中蒙古部更为突出。

此后不久，蒙古草原进入了以蒙古为号的氏族/部落主导性下的蒙古化进程，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其中囊括了之前蒙古高原上活动的属东胡系蒙古语族的蒙古部、塔塔尔部、弘吉剌部及突厥语族的乃蛮部等，都归附新起的蒙古政权统治下。

十三世纪随着蒙古族崛起尤其是建国后，成吉思汗以其所源出之黄金氏族为核心将各部进行了重组、整合，原蒙古语族诸部中非成吉思汗家系嫡族部众及非蒙古语族诸部亦势必在被整合之列，

在此情形之下蒙古以一部之名而泛化为对所有其治下族众的通称。

由此，若沿传统民族史族源追溯的思路，探究广义视角下的蒙古族族源，自应前溯至此前泛称的室韦及其分支诸部，而其中蒙兀室韦部据后世学者的意见，从部落名称、历史脉络以及成吉思汗系的蒙古部族源传说中述及的其先祖活动的时间段之间均可建立起历史和语言上的正向联系。

而以元时官修史书记载来看，唐时室韦诸部中的蒙兀室韦当为十三世纪崛起的蒙古族的主要来源

；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地区活跃的诸部族，显然与之前不同时期活跃于同一区域的草原诸部之间有直接或间接延续性和继承性。

由此观之，中古时期中原文献记载中的室韦诸部及其分支其名号虽于十二世纪初消失于中原文献，但可以想见他们以其它名号皆曾参与到后世所认定的蒙古族的形成过程，从而构成早期蒙古历史的重要部分。本文主要对历代汉文正史记载的早期蒙古历史或可称为蒙古前史—室韦史做了简要梳理。从北朝至辽宋金，室韦在中国北方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七百余年，也走过了出现—发展—消亡的演化历程。

总的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因不同时期的王朝政权对室韦及东北地区的认知有所不同，导致其官方对室韦史实的记载和书写又有所差异。中国历代正史记载或书写的一个传统，是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记载某些历史信息，尤其在对四夷的记载中，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一方面体现官史借前朝事以资后朝治的一贯主旨，同时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注意古人对不同时期出现于中原周边诸族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