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帝国曾经几乎处于灭亡的最后边缘了，为此已具备了所有条件。同治年间（1862~1875年）复兴该帝国的传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切合下述事实的，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中国与继此之后的中国之间的断裂相当彻底。

经济、财政、政府人员的队伍、帝国力量的分布、伦理和文化气氛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也都大相径庭了。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由起义军队和镇压军队之间激烈战斗所引起的物资和财富的巨大消耗，以及全面的屠杀和系统的破坏。这次在人员生命方面的损失，超过了历史可以提供例证的任何一次。

▲清代官兵剧照

从南京一带直到大湖和杭州周边的整个高應，人口構害，以其和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连的地区都遭到了经国，在许多地方由这次灾难留下的痕迹，在50年之后尚未被完全清除。大家不知道死亡的具体数字，但最合乎情理的估计是在2000~3000万人之间。

据说，云南人口的近半数都在镇压回民起义期间失踪了，在陕西和甘肃省，人们估计受害者的人数为数百万人，而在贵州则为500万人。在所有的战斗地区，其空缺只能在19世纪下半叶被缓慢地填补。这样一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自河南、湖北、湖南、苏北以及从绍兴到宁波之间的浙江地区的移民，重新使中国的这部分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有了人烟。复兴农业的优先性这次巨大的人员损失，无疑减少了人口的压力并立即减轻了曾备受缺地之苦的农业经济的负担。

▲耕地的清代农民

农业经济的恢复，在破坏与屠杀的翌日看来，却具有最大的优先性，国家所有的精力都应该集中于此，其地位甚至优于工业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向流浪和饥饿的农民以及被遣散复员的兵卒们，提供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例如恢复耕田，重建城市、堤坝、水库、粮仓，为新垦殖移民预先垫支必不可缺的农业资本（种子、农具、耕畜），还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的负担。人们估计，同治时期的农业税与太平天国大规模暴动前几年相比，平均减少了30%.大屠杀之后的普遍疲惫，以及为支持农民而做出的努力，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末之前，未曾有过更多的农民暴动的原因。因此，在紧接着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年中，令人感受到了一种较好的形势。

世人出自悠久历史经验的这种本能反应，鼓励他们首先恢复农业经济，遂使中华帝国得到了某种平衡。但这种扩大到了中国内地近半数地区的重建努力，可能对帝国经济的压力太重了。当时必须找到新的财源，而且只有贸易和手工业部门才能提供这一切。如果说大屠杀立即就为农村社会带来了某些缓和，那么政治和社会制度却和暴动之前一样，重新有利于大富豪地主和贵族，因为大清帝国正在趋向持续和全面的贫穷化。被迫加重贸易负担贸易和手工业既受到了1850~1865年间大破坏的严重摧残，又必须承受重建的主要负担。

▲受大屠杀迫害的百姓

中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仍是制成品的大生产国，但后来就渐渐变成一个几乎是纯农业经济的国家了，近代舆地学家和史学家们都将此视为前工业国的典型特征，但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相对较晚的发展结果。1853~1857年间，清政府为支付镇压太平军战争的开销，而创设的一种新的税收制，很快便扩大到了所有的省份，从而改变了帝国的传统财税平衡。这种叫做“厘金”的税制，要对中国内地的商品课以占其价值2%~20%的税收（从理论上讲，每枚铜钱重一两），却又不被用于进口商品，它一直延续到1930~1931年间。

一旦加重了自1860年勉勉强强地发展起来的中国手工业和工业的负担，很可能也就使得这些部门正当应该设法对付外国竞争的时候被削弱了。商业税和全面的贫困化又促使各省份、各地区和各县越来越趋向于依靠自己维生。以下的中央政府的收入表，揭示了成品贸易和生产所承受的负担（由此而以间接的方式涉及到了全部生产），在19世纪下半叶的增加概况。粮食税的总量在太平天国之前的时代和20世纪初叶之间，事实上没有多大变化，其他类别的收入却在同一时代增加了七倍。盐政的改革、从太平军战争时代起出售官职的做法，以及厘金的创设，同时促进了间接税收的这种发展。由赫德（Robert Hart)自1863年起从事的海关机构改革，可能确保了中央政府在从太平天国战争之末到中日战争期间。

▲清代时期的农民

但除了由赫德主持的海关机构在1863~1911年间的收入（这些收入从1901年起，完全被支付庚子赔款耗尽了）之外，其他形式的税收也是大量转移资金的机会，但它却始终无法使人由此而估量事实上强加给中国居民的负担。不仅进口税和普通税收入不能全部交到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手中，而且还存在着整整一套未被列入任何会计账目的常规税收，且不讲官府的官吏和职员们又在所有的级别上施加各种压力。

政治变化因此，起义暴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的实力。不过，它们也产生了改变政治力量基本划分的后果。太平天国起义的最初几年，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炮舰那地域很有限的攻击，更彻底地揭示了传统军队的软弱和分裂（以满族八旗及被其同化者为一方，而以汉族军队所组成的“绿营”为另一方）。但是，面对抵抗太平军的失利，在中国上层阶级中便产生了一次力量总动员。只有官吏和地方贵族们的个人主动性、商贾和富裕地主们的资金帮助，才可以改变如此灾难性的结果。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些自主的军队、师团，最后才是真正的军队。

▲第一次鸦片战争场景

在鼓动人们到处搜求和晋升最有才干的人才的同时，战争也发现了一些过去被埋没的天才人物。在已于战斗中表现出才能的重要军队将领们周围，也形成了一支人才队伍。组成这支队伍的，都是那些参加过战斗并形成了军事重心的人物的朋友、亲属、弟子等等。这个时代的三大巨头是曾国藩、左宗棠（1812~1885年）和李鸿章。此外还有胡林翼（1812~1861年）、李鸿章之兄和曾国藩的弟子李瀚章（1821~1899年）、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1824~1890年）和刘坤一（1830~1902年）。其他许多人在战斗期间也扮演过稍逊一筹的角色，在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太平天国战争诞生了新生力量和新的政治人员队伍，其影响从1864年夺取南京到中国人在1894年失败期间非常突出。在1870年左右最有分量的人物是李鸿章（其军队在两年之前挫败了捻军）和左宗棠（他平定了西北和西域的回乱）。惟有他们二人才掌握着组织严明的重兵和能征善战的队伍。他们与旧部和下属保持的联系、在其省中拥有的支持、直接从自己建立的活动基地所获得的收入等，都确保了他们对于中央政权的某种独立性。事实上，正是以镇压起义军所造成的形势为背景，才导致了这种主要以地区性为主的特征。但抵抗太平军的运动，也因其他特征而引人注目。中国的旧统治阶级惊醒了。

他们发现战胜太平军，最终导致了原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所有古典传统的衰败。新军将领都是行政官吏和文士，本来没有任何因素会促使他们从事行武职业。但威胁到传统秩序的危险，却把他们团结在共同捍卫帝国和王朝事业中了。太平天国之危机，不仅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也是伦理性的。

▲太平军的人头

在帝国捍卫者们的心目中，叛乱的成功乃是国民堕落的征兆，也是削弱旧道德标准的标志。忠于皇帝、社会和家庭的等级观念，可能比在任何时候都被更多地灌输给全体臣民了。因此，太平军的起义引起了正统意识的反弹。它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执著于传统伦理和道德标准的结果。这种出自1850~1864年危机的正统意识的反弹，乃是19世纪下半叶历史上的主要事实，因为直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它都激发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企业和西方新生事物的反感。

结语

军队和工业现代化的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们，也是正统观念最热诚的捍卫者。几乎这方面的所有努力均出自镇压太平天国大军中枢机构的幕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