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来之政 , 秦政也 , 皆大盗也。”

—— 谭嗣同

徙木立信

商鞅是一个信奉、秉持实用主义生活态度的人。

据司马迁记载，商鞅到秦国后，“说公以王道”，秦孝公听得哈欠连连，对这一套明显不感冒。于是，商鞅临机改献只问成败不问手段的“霸道”，这才与孝公一拍即合，“语数日不厌”。

也许正是这种富于投机性的气质，使得商鞅可以为了实际利益，毫无思想压力地走极端，把法家的东西弄到穷形尽相的地步。

“驭人五术”便是其中最邪恶的代表。

商鞅以为，“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所以在变法过程中，他毫不掩饰地将以秦孝公为代表的“寡人之国”与普通秦人对立起来，强调欲使国家富强，就要贫民、弱民、愚民、辱民、刑民。

一 贫民

商鞅变法里有一条叫，“国富而贫治”。他认为，百姓贫穷，才会努力求富，但富有之后，人又会变得贪图安逸（“家有余食,则逸于岁”）。所以，国家就要削夺民众财富，使富者重新变穷，把他们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这样民众就不会怠惰，国家也就能变得更强。

二 弱民

商鞅认为，老百姓是“弱则轨，淫则得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老百姓弱，就会听话，就会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朝廷。于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里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的，收双倍赋税，就成了弱民的一项举措。

三 愚民

仅仅从经济上压制百姓，防止百姓“力胜于国”还不够，商鞅还主张进一步从精神上控制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因为“民愚则易治也”。

具体的手段是，宣扬“焚诗书以明法令”；不允许大臣和士大夫等自由流动，展示学问、探讨思想，从而断绝普通人的学习途径；不在战功和农耕之外，以任何理由授爵，削弱百姓求知的兴趣。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甚至把对他改革政策表达赞同的人流放到了边关。因为赞颂也是需要思考的，而百姓只需要遵守法令，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这样做的效果是，当时形成了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恐怖氛围。

四 辱民

“民辱则贵爵”，缺少尊严的人就会渴望爵位，就会为了赏格奋不顾身，于是也就会为国家所用。一般来说，国家失政才会导致民不聊生，但商鞅却思路清奇地提出，刻意制造不平等，去让百姓变得不幸，从而使国家的激励政策变得更为有效的手段。

五 刑民

要是以上手段还不足用呢？不要紧，商鞅还有一策，那就是“刑民”。他的理论依据是，“怯民使以刑，必勇”，即使胆怯的人，在刑罚的威逼下，也会变得勇敢。

与现代的法制观念不同，在商鞅那里，“法”的实质其实是“刑”，也就是国家暴力，与其说他是以“法”治国，还不如说他是以“刑”暴力统治普通秦人。

更为可怖的是，商鞅主张“王者刑用于将过”，也就是说，即使人没犯罪，但只要有苗头，就要将其法办；并且还要“重刑连其罪”，也就是轻罪重罚，即使牵连无辜也在所不惜，从而使恐吓效果最大化。

也正因此，像《大秦赋》中，流民百姓皆“愿为秦人”的场景，历史上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当时人们的基本观点是，“秦士戚而民苦”“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若秦统一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但可惜的是，后世的君主治国，常常都是明儒而实法，商鞅的恶政某种程度上也被继承了下来，并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