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格兰历史悠久,以议会为中心的宪政史成为英国史学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世界宪政史起源研究的源泉。
英国宪政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中世纪时期,通过英国历史上最若名的事件来推动英国宪政的发展,再以英国宪政发展为中心,探索对整个世界宪政发展的影响。所以,英国宪政史研究目标的确立是有史以来英国提出的最崇高,最慷慨的主题。
牛津历史系宪政史研究传统的确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布斯不仅提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建构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一一主要是传统的实证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创始了英国的政史研究传统。
从此之后,宪政史研究不仅成为牛津大学历史学系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而且还成为了英国史学界研究的主要领域。
自1866年就任牛津大学钦定近代史救授之后,斯塔布斯就逐渐通过改革历史学科内容和考核制度,结合自己的若作和学术研究成果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风格和发展方向。
即将他在宪政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改革考试制度,考察在学生手稿学、文书学等方面的专业技术,驱使学生华握必要的原始史料并具备多语种能力以提高学术整体研究能力,从而确立了以斯塔布斯著作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奠定了宪政史研究传统的坚实基础。
斯塔布斯在其任职期间,创建了以历史原始文献为研究路径的史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读作为培养专业历史学家的路径,并积极创建文献资料库,使得英国在史学文献领城逐渐与欧洲其他国家并行,为建立英国现代史学奠定了基础。
斯塔布斯不仅提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建构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一一主要是传统的实证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创始了英国的宪政史研究传统。
该研究传统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斯塔布斯在其任职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完成的。
首先,斯塔布斯其重要的学术著作成为影响牛津研究方向的关键.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因其案例史料和研究方法极利于专业史学的发展他的文本编辑简洁明了且专业性强,很快宪政史研究逐渐成为牛津大学历史系的核心
,古代及中世纪宪政史的研究传统的建立也进一步的要求历史学者对原始文献资料解读能力的提升。
对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探索的不断发展,以原始资料为主的宪政史研究不仅成为牛津大学历史学系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而且还成为了英国史学界研究的核心领域。
斯塔布斯通过历史芳作将历史学术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并将这种历史学研究模式在牛津大学确立下来,真正将英国历史学研究体系化。
此外,斯塔布斯对牛津历史学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历史系考试制度的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开始着重对历史原始文献资料中特定时期和人物的研究。
这种考核制度的改变也进一步完善了历史人物研究的科学性,进而影响了后期历史学家对原始资料中历史人物的重视。
斯塔布斯将这种考试模式与牛津的苦作研究体系结合起来,使得导师学术救学的同时进一步锤炼学生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在斯塔布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英国的历史学更加专业化,英国的历史学研究制度化发展。
作为牛津历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斯塔布斯还通过牛津培养了众多下一代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斯塔布斯将其学术著作和研究风格以教学和改革考核制度等形式深人到英国各研究机构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流向及学术研究特点。
如其学生托马斯·陶特(ThomasFrederickTout)和詹姆斯·泰特(JamasTait)就将其老师的宪政史研究传统带到了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从而开创了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曼彻斯特学派。
牛津一一曼彻斯特学派建立
托马斯·陶特(ThomasFrederickTout)是曼彻斯特历史研究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的创始人,他最大的贡献是是将历史研究聚焦到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点,探索当地中世纪史的起源,将史学家的注意力开始由英格兰转向英国其他地区。
此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的设立进一步为地方史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陶特在曼彻斯特一直工作到70岁退休,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他将全部精力都投人到了这所尚未有名气但却十分有前途的历史学校中。
1906年1月,他在剑桥红纳姆学院(NewnhamCollege)发表的一篇关于历史学校的演讲,充分阐述了他始终坚持的历史教育理想。
同斯塔布斯一样,陶特也对课程模式进行了改革,批判了传统的英语历史课程中只包括“读书、听讲座和写新闻文章”,最后在考试中单纯进行目的性测验一一记忆力测试。
他的同事詹姆斯·泰特曾提出,要在早期对学生群体进行一般知识考试,然后开设一门课程,
不仅要向他们讲授而且要由合格的教师向他们展示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并鼓励他们自己找出要点就他们的主题写一此符合实际水平的论文。
陶特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也许是他在本科历史教学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将广泛的大纲课程与使用原始资源相结合,将密集的、主题化的、历史课题与其他课程进行互补组合。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安排仿照了牛津大学的历史计划,专题课程是一种专业化的方式,目的是通过深入了解研究领域的原始资料而获得的深层知识
1904年,新的维多利亚曼彻斯特大学诞生,陶特旨在推“向本科生教授一般历史知识的方案”,他明确表示,一般历史知识包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救授历史研究原理是培养一位有抱负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智力和技能的一种手段,既满足了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职能的要求,又培养了新一代历史学者。
陶特对课程管理提出了两个试探性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把课程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他提议在学生第二年结束时进行初步考试,以测试考生的一般历史知识。
最后一年留给学生做专题的详细研究,这一方式可以使某一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达到顶峰,希望学生在不断接触原始材料的过程中扩展知识背景。在英国这种研究方式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一直占据历史学科的主导地位。
陶特对英国大学历史教学法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1890年至1909年间,他讲述了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学习的教育和职业益处,以及本科历史学位在培养专业历史学家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他是同时代中第一个将研究性技术的强化救学纳人历史本科课程的人
,并要求所有本科生都必须写论文,他推行这项活动的实施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曼彻斯特是一所新大学,他热衷于发展一种比牛津和剑桥更为综合的教学和研究方法。
陶特救学的核心是要求本科生能写一篇证明他致力于历史研究的论文,并能够作为曼彻斯特历史学校引以为傲的作品。
与牛津不同的是,曼彻斯特大学的论文写作要求是必修的,这也成为曼彻斯特历史学校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
这种新型历史系培养模式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陶特的学生波威克,他后来曾经长期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并在晚年担任牛津大学历史学的钦定教授。
波威克不仅在牛津和曼彻斯特都沿用了陶特在曼彻斯特大学所创立的培养模式,更成为了新兴起的曼彻斯特一牛津学派的重要中间人.
陶特1890年来到曼彻斯特时有两个目标:首先,他领导的历史系需要更强大,能够在历史学界得到泛认可。其次,在大学内部也应该具有更专业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使曼彻斯特大学在史学领城更具影响。
陶特在曼彻斯特的努力取得了显若的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学者,致力于通过原始和迄今为止未发表的材料,对特殊历史时期进行彻底的调查,为建立一个系统研究主题所奠定基础。
詹姆斯·哈密尔顿·怀利(JamesHamiltonWylie)对陶特在曼彻斯特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陶特正努力将英国的历史科学研究提高到与法国和德国同等高度。虽然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支持陶特竞选格拉斯哥历史主席,但不可否认陶特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所做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