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明朝16个皇帝中，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比较有作为，其余的皇帝普遍荒诞昏庸不堪，其怠政可谓一个胜过一个。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其他宗教一律禁绝。这可能与他本人当过和尚的经历有关。

明成祖朱棣则与其父大异其趣，变得极为崇道。

朱棣起事北方，按照道教的说法, 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方的守护神是真武大帝，自然以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保护神最为适宜。于是，从起兵时起，就不时借各种机会显示，自己在冥冥之中经常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在此后长达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朱棣经常以真武大帝暗中相助来激励士气，在军中还时不时打出有“真武”字样的旗帜，使建文帝的将士也误以为真武大帝在佑助明成祖。这既对自己的将士起到激励作用，又对建文帝的将士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慑。朱棣以八百人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经常能转危为安，并最终夺取皇

夺得皇位后朱棣极力崇道，所以后世皇帝仿效，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

明朝后世皇帝盲目崇奉道教，希望能像道教所说的那样“修道成仙”长生不老。要修炼就需要静下心来，尽量避免一些俗事和政务的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嘉靖帝“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怠政现象。万历帝怠政更有过之, 三十年不理朝政，致使狱中的犯人长期无人审理，数千名新任官员久不能就任，官员辞职不管准与不准就挂印而去也无人追问。

除嘉、万二帝，其他各帝虽表现不尽相同，但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崇祯帝。因当时天下多事，亡国在即，崇祯帝只得“日理平台”，想安安静静地做斋醮也不可能了。

明朝上有一个突出的怪现象，令许多人颇为费解，即明朝皇帝成年累月地在宫中做斋醮，不理朝政，但国家机器却还在那里基本照常运转。

明朝自朱元璋取消丞相后，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内阁就自然成为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品。内阁大学士品级很低，不过正五品，只不过是个中级官员，主要职能就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和处理章奏，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在宣宗朱瞻基时期内阁大学士兼有师、保、尚书之类的头衔，品级和地位都大大高了起来。各路大臣的章奏汇至内阁，内阁便代替皇帝处理这些章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初称“条旨”，后称“票拟”，皇帝或代皇帝“秉笔”的司礼太监在“票拟”上画上勾，即发下执行。

因为没有丞相，于是内阁首辅视为过去的丞相。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由于两个皇帝整天躲在内宫做斋醮，不理政事，外廷事务一任内阁通过“票拟”来处理, 所以这时内阁首辅的权力便格外显赫，才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内阁首

人们似乎很难想象, 明王朝这台国家机器在很多时期就是靠这种惯性来运转的。

明朝皇帝多好色、懒惰、贪财，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极其普遍、喜好敛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完全置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级理智观念、皇家的威仪尊严于不顾，缺乏起码的礼义廉耻。

明朝在储君的继承上严格执行“凡朝廷无皇子, 必须兄终弟及, 有皇子则须立嫡母所在, 庶母所在虽长不得立”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做虽然杜绝了皇子们窥视皇权皇位，但同时也使皇子们缺少竞争压力, 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甘于平谈、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更不会关心朝政和民生。

为了权力, 兄弟相残、父子相斗、妃嫔相背，亲情荡然无存，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宪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继位之前生活于恶劣的环境中，最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国本之争”。在这长达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终日，只有担心不遭杀身之祸的心思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去思考国政。所以一旦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惫。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及藩王继承大统，生存环境相对而言宽松一些。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的环境里，使皇子们具有小市民暴发户的心态，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现出与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气质、风范相去甚远。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明朝中期以后的皇帝很少过问政事，可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上，举旗定向，毫不含糊。《明史》称武宗朱厚照玩起来固然很疯狂，可办起正事来却一丝不苟。在1517年御驾亲征，指挥应州大捷，击退来势汹汹的蒙古王子伯颜，交出了一份相当漂亮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