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政治历史发展有大概了解的人不难发现，20世纪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多出生于南方地区。

我国二十位开国将帅中，19个人来自南方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乃至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人都来自南方省份。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末期的

南方革命思想比较活跃，而军阀势力较小，身后的工业基础也给了寻求革命的有志之士发挥平台

，造就了南方地区政治革命一片繁荣景象。

因此国民政府始终集中在南方地区，红军的早期奋斗历程也围绕着湖南、四川、江西等省份展开。

然而日军侵华之后，毛主席却放弃开辟多年的苏区根据地，毅然决然地选择北上抗日。

红军高层领导人在南方的影响力显然更为显著，革命和群众基础也更好，毛主席坚持北上抗日的根源在哪里

？一起来看看高瞻远瞩、眼光超前的毛主席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的重大抉择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封建中国的国门，无数西方思想裹挟着卷入封闭落后的旧中国，有先见之明的文人和政治家先后进行了种种“东学西渐”的尝试，一步步推动中国由封建社会解脱出来。

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

，工人运动和革命思想在此地迅速传播，附近的地区也纷纷受到影响，中国近代的革命历程缓缓展开。

孙中山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革命成果不幸被北洋政府篡取。孙中山率领革命团体回到广州，尝试建立了三次革命政权，而后意识到必须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当时中国存在大大小小的

革命团体将近300个

，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后

，黄埔军校在革命政府的率领下进行北伐，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逐渐成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官方政府

。

虽然国共合作中途破裂，

蒋介石却和国民党一样逐渐掌握全国的权柄，收复了桂系、川军、直系、奉系等多方军阀力量，使其服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号召

。

在蒋介石心中，起义建军的共产党军队便如同此前的军阀，是他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绊脚石。而共产党与其他军阀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导致蒋介石对红军的想法由招安变成了剿灭。

蒋介石上位之初便怀着独裁的野心，长期追杀“道不同”的共产党队伍，乃至享有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却毫不关心中国百姓的生死存亡，满心只想着自己在南方的统治地位。

前文说过，红军内部的高级将领大都出生于南方地区，他们早期的活动足迹和个人影响力与国民政府集权中心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因此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奉系军阀被日本人赶出东北，隐隐被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盟友，而忽略民族意识的蒋介石打算将东北拱手相让。

正是民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宣称“

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

”“

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等丧权辱国的言论，导致日军的野心一再膨胀，逐步扩大侵略中国的版图。

对日军在中华大地上肆虐行凶的情况，毛主席和党组织都是痛心疾首的

。

“九一八事变”第三天，中央迅速发表抗日宣言，派红军创始人之一的杨靖宇率领干部前往东北组织抗日队伍。

“伪满洲国”建立，毛主席迅速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只是红军仍然面临着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攻，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1月，中央经过商讨决定，无论是国内的那个武装部队，只要能够满足三个条件，红军愿意和他签订共同对日作战的协议。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停止进攻苏区

、

保证民众民主权利

和

组建武装队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

半年后，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三次“围剿”，他在南昌行营的讲话中说：“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

这些毫无骨气、奴颜婢膝讨好日本帝国主义而妄图偏安江南一隅的言论激起了粤军十九路军的极大愤慨，他们在1933年10月与中国共产党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一个月后发起福建事变，可惜败于蒋军。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转移之路，

毛主席和中央一边在湘鄂赣、川黔滇等西南地区辗转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一边思考红军接下来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5月，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强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川黔滇地区反动派的包围圈，中央开始思考红军下一步的具体去向。

1935年6月

，华北沦陷于日军的枪炮之下，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了两河口会议，

在北上抗日的基础上确立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

陈毅和项英带着留守苏区的红军坚持不懈地进行游击战争，南方游击队的名气越来越大，中央红军在西南地区的群众基础十分重要，毛主席因何能够下定决心放弃原有苏区，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呢？

抗日是根本目的，但仍需满足诸多条件

，也是毛主席再三考虑之后选择北上的原因。

1935年7月，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军驻天津的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将国民政府中所有反对日军的机关和人员一应撤销，蒋介石也在公开讲话中称：“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

纵使红军一再发表抗日宣言，蒋介石如同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要和红军对抗到底，而置亿万沦丧于日军之手的百姓于不顾。

广州是国民党的革命起源地，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广东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纷纷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展起来。20年代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中，工人是主要的革命支持者，也是工业基础较好的南方地区比较大的一个群众团体。

然而毛主席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久便意识到，

中国的革命运动无法照搬俄国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既定模式，农民才是中国占据百分之八十人口的主要阶级

。若要使革命成功，必要发动中国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力量。

与农民身份相对应地，中国北方大多处于内陆地带，人们的思想相对传统，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千百年来，农民一直在地主的压迫之下，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能够回报的东西太少，而共产主义的理念恰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

土地产出丰厚、民情相对淳朴的北方地区能够满足红军自给自足的需要，通过理论的指导与毛主席重视农民的实际结合，农民群体占据主要人口的北方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适合红军发展的环境。

总的来说，南方诸省归蒋介石管理日久，掌握军权的人也大多被洗脑，无法与红军合作。而北方诸省先前掌控于北洋政府，而后又沦丧日本人之手，是蒋介石的势力渗透最为薄弱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日军的侵略脚步自东北而华北、进而图谋全中国，北方的中国人民切身处地地感受到了亡国灭种危机，因而抗日热情极其高涨，是在东南一带苟乐偏安的国民政府极其军队所不能领会的感情

。

红军抵达甘肃岷山的哈达铺时，从报纸上得知了陕北仍然存在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正好顺应毛主席北上抗日的主张。毛主席和彭德怀组成红军陕甘支队后，中央常委召开会议，也认同把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进一步与苏联的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逐步扩大苏区根据地的决策。

红军会师陕北后，毛主席派红一方面军东征抗日

，已经或即将遭受日军侵略践踏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百姓纷纷加入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扩大红军力量的同时也在北方大地上卷起了群众抗日热潮。

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的渗透比较薄弱的地带，驻守此处的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情绪相对高涨，成为中央争取的重要对象

。1936年12月12日，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发动兵谏，由共产党倡导的“逼蒋抗日”初见成效。

即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的行动遭到了国内各大团体和机构的反对，国外的媒体也纷纷谴责他们，但国内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和导向是一致的。

在红军和其他爱国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国共终于达成第二次合作。

纵然蒋介石把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领土当做国军抗战的目标，也总算肯出兵出力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采取一味的妥协避让。

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几年内，共产党扎根陕北，逐渐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带扩充军队和党员的队伍，完成了主力部队从南到北的转移

。陈毅率领的南方游击队虽然被独立编为新四军，也有琼崖纵队、两广纵队这样的虎狼之师，终究受限于人员的规模，成为华野的一个支队。

古语说“

逐鹿中原

”，民国时期的工业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

中原却是亘古不变的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有460万军队，我党算上民兵和游击队也不过120万，军事装备更是天壤之别。

所以蒋介石才敢放言在三到六个月内全部歼灭解放军，并主动向北方的解放区发起进攻。

直到1949年初三大战役全面结束，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都基本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北，也就是地理意义上的北方。

抛开毛主席和解放军各大野战军将领的英明指挥，国民党千里迢迢到我党根基稳固的北方进行战斗，也注定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失败。

历代王朝的起源都在北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其实依赖于长征之后北上抗日的选择和此后的用心经营，如今回头再看，也算巧妙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