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时期，赵匡胤作为后周将领，通过巧妙运用手中的禁军大权，成功夺取了皇位，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这位皇帝并非将士的支持者，而是在位初期就展现出对将领的强烈忌惮。这一忌惮的背后，源于历史上藩镇将领频繁以手中兵权夺取皇位的先例。

事实上，历史上不乏因将领手握重兵而发生的政权更迭，赵匡胤深知这一点。为了避免宋朝步入这一覆辙，他聪明地请教了谋士赵普，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削弱将领权力的办法。赵普提出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同时制定了“更戍法”来巩固这一政策。

“更戍法”实际上是一项轮番调动中央禁军和地方禁军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将士卒轮换，而将领则保持不变。这导致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情况，将领与士卒之间的默契随之瓦解。将领的个人指挥风格变化多端，使军队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思路。

然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成为更戍法的明显弊端。军队适应了一个将领的指挥风格后，却在下一轮轮换中遭遇不同的将领，导致战斗力混乱不堪。士卒在不同将领之间反复调整，既善守又善攻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最终使得军队变得混乱无序。

赵匡胤之所以坚持实施更戍法，其实是为了对内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这种政策显然忽略了对外的威胁。更戍法实施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减弱，给外部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赵匡胤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选择交纳岁币，而不是加强军事力量，说明他更注重对内的政权稳固，而忽略了外部威胁的严峻性。

在整个更戍法的实施过程中，武将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士大夫集团逐渐成为主导力量。赵匡胤及其谋士认为这是对稳定政权的有效手段，但实际上，这也为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武将的建议和意见很难被重视。这导致了一些决策的失误，尤其是在面临外患时。

进入王安石变法时期，对更戍法进行了变革，将其变为将兵法。这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根本性的问题仍未解决。老赵家和士大夫一直对武将拥有兵权心存忌惮，因此即便实施了将兵法，也仍然受制于士大夫的限制。

总体而言，赵匡胤的更戍法是为了巩固自身政权，但却忽略了外部威胁的重要性。这一政策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最终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了伏笔。后来的变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更戍法的缺陷，却未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使得武将在政治上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