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王朝，披着谜一般的面纱，留下无数疑问。虽然在河南偃师的考古学发现中，我们已经找到了早于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但因缺乏确切的文字证据，对夏朝的认识仍然充满变数。

学者们对夏墟的具体位置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夏朝可能在甘青一带，还有人提出晋南或陕北石峁，甚至有人认为三星堆就是夏朝的遗址。然而，从时间、空间和二里头文化的王权面貌来看，与夏朝高度契合的证据较多。

甘肃青海至今未有发现与夏文化相关的考古证据。对于晋南“夏墟”的称谓，很可能是夏亡后夏桀逃往的地方，或是夏遗民北逃时旧有的称呼。徐中舒指出，“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这解释了山西地区多有大夏、夏墟的地名。

分子人类学家对二里头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进行比对发现，二里头人群与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族人群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证实了夏亡后大量夏遗民逃往山西乃至更西北地区的事实。

关于三星堆，其祭祀坑埋的年代为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即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而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这一时间差异排除了三星堆是夏文化的可能性。三星堆文化显然是夏遗民和巴蜀土著居民合力创造的文化，夏遗民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在夏朝灭亡后，三星堆的牙璋在夏文化衰落的大背景下却逆势崛起，不仅出现了铜制、金制的牙璋，还成为了三星堆人精神世界的祭祀重器。

然而，无论是夏朝的二里头文化还是其衍生的三星堆文化，共同的奇异现象是缺乏文字。

在二里头遗址中，至今只发现了20余种刻划符号，而三星堆遗址仅有7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无法组成连贯的文字，只能代表个别器物，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三星堆并未发现文字。

同样，与夏朝有关联的匈奴，也没有发现文字。《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虽然西方学者曾质疑“匈奴是夏朝后裔”的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却逐渐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

匈奴的人群结构复杂，虽然在草原发现的匈奴墓葬中人种类型为黄种人，却并非族名，而是一个政权名称。考古发现显示夏遗民将二里头文化引入草原，影响了匈奴上层的精神世界。

与夏朝相关的文明体，如二里头、三星堆和匈奴，都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色，却共同缺乏文字。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夏文化是否属于无文字文化？

埃及的考古发现或许能为这个谜团提供线索。

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在解密上带来启示，是否夏朝也像古埃及一样，在不同群体之间使用不同的文字？我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主要用于祭祀，不是通用文字，更不是平民可以掌握的。

商朝时期，对商王世系的记载不仅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同时也在传世文献中有更为丰富的叙述。商朝之前，尽管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书写在朱书扁壶上的文字，但与现代汉字相比，这种早期文字系统并未流传下来。

总体而言，夏朝历经神权至上、神权与世俗权力共同存在，再到世俗权力至上三个发展阶段。在夏商时代，由于极度重视祭祀，文字主要用于祭祀体，而掌管祭祀体的是少数群体，如大祭司和君主。

由于这独特的祭祀文化，导致夏文化的文字未能流传至今。而现代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则在秦以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