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西政权铸造的货币，史籍中仅提到一种“大顺钱”。

彭遵泗《蜀碧》载云：“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器玩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这种“大顺通宝”钱在四川地区常有出土，属于确定无疑的张献忠铸币。

至于西王赏功钱，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其他材料找寻蛛丝马迹。《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这里的“西王之宝”虽然不能确认为何物，但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西王赏功钱。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西王赏功金钱，由于长期埋在淤泥之中，钱币表面形成了一层特有的锈色。

另外，史书中还保留有张献忠大量赏赐金银钱币的记载，如《蜀碧》卷三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由此可见，张献忠本人十分喜好论功行赏，而且赏赐的物品多为金银货币，这也与“西王赏功”钱币的铭文内容相吻合。

“西王”二字，无疑所指为张献忠，“赏功”则表明其性质，是一种用来赏赐有功者的奖品，而且据目前发现，西王赏功钱币正好分为金、银、铜三种质地。金银作为一种贵金属材料，在古代常被用作赏赐。由以上推之，西王赏功钱应为张献忠所铸造的一种赏赐钱币，而非正式流通货币，四川境内的正式通货则为“大顺通宝”钱。

既然是用来赏赐有功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金银钱呢？这点需要我们结合明代的赏赐制度来做具体分析。

早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统治者就将战功明确划分为三等，并具体提出每一等级所赏赐的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赏功”条记载，“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由此可见，明代战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到了英宗正统十四年，政府开始铸造赏功牌，同样分为三个级别，赏赐立不同战功者。张献忠作为明末起义军领袖，在指挥作战与论功行赏过程中，同样参考了明代赏赐制度，也分为三个级别，并铸造金、银、铜三种材质的“西王赏功”钱进行区别对待。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行赏标准，史籍无载，但有一条相关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蜀警录》记载云：“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由此可知，蜀地起义军曾以杀人数量作为赏赐军功的标准，斩首敌军最多者，或许可以得到张献忠赏赐的金质“西王赏功”钱币。

曾经被媒体多方报道的四川藏家手中收藏的带有“赏功”字样的大西政权鎏金银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