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些奏乐卖唱的人身份地位并不像今天那样“高大上”,反而还有一些的“卑微”,属于最低贱的职业之一了,他们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伶人。
士农工商中,伶人是不在其列的,因此,伶人乐工算是那个时代最悲剧的产物了。其中,以山西的“乐工伶人”最为广泛了。
那是因为明朝的时候,很多犯了事的官员都会被定为“乐户”,他们还有专门的“乐籍”,和明朝时期的“军籍”有类似之处。
而且,明朝廷还会把降级为“乐户”的官员强制前往山西地区,因此,“三晋大地”上的“乐户”其实是很多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明朝乐户也得看山西”。1
去过山西的朋友大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几乎随处可见的戏台,就算是现在人烟稀少的小村庄里,也大都有年代久远的戏台。
可以想象,山西以前的“戏剧”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呀。“地上文物看山西”,如果这些戏台也算作“地上文物”的话,那么这句话真的是太真实了,足够一些历史爱好者亲身感受其中蕴含的无限魅力。
而清朝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经过明朝数百年的“操作”,山西逐渐形成了浓厚的“戏曲文化”,滋养着一方水土。
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存的戏台大概有3000个,其中不乏珍品中的珍品,例如还有距今1000多年的金朝统治时期遗留的戏台!山西的“地上文物”真不是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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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为什么山西的“戏剧文化”那么昌盛呢?就是简单的因为明朝把大多数流放的官员放在山西吗?其实,也不尽然。
首先要知道,山西的戏剧文化发展还是比较早的,山西“乐户”的出现也并非在明朝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例如,据历史学家所述,至少在北魏期间,“三晋大地”上就存在了所谓的“乐户”,即专门从事演奏和卖唱的乐工。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乐户”甚至还有过一段所谓的“高光时刻”。当时后唐时期的一个君主李存勖,他就十分的喜欢“听戏”,有时候还会禁不住的哼唱起来。
有一次李存勖看戏的时候,到看得正起劲时,李存勖禁不住地唱了一句“李天下”。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出了冷汗。
只见一位“乐师”打了李存勖一耳光,然后说:这天下全是你的,还叫谁天下呢?李存勖顿时喜笑颜开,继续重用“伶人”。而且,李存勖可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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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喜欢“伶人”到了什么地步了呢?要知道,古代皇帝最信任的就是“公公”了,但是李存勖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的“乐工”。
如果有人想要办事“方便”的话,第一个要“打赏”的人必然是李存勖宠幸的“乐师”了,否则什么事情都办不了的。
李存勖宠幸“伶人”到了这个地步,甚至还赐予“伶人”正式的官职,后人称之为“伶官”,这破天荒的一幕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而宋朝时期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就著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伶官传序》,其中深刻地揭示了“伶人”如何得宠依旧败坏后唐的天下的。
李存勖作为一个山西人,他喜欢听戏看戏,那么他手底下的将士也“爱屋及乌”了,即便是李存勖在“兴教门”中身死,他的部下听戏看戏的习惯已经形成了,不会再发生大的变化了。
要注意,李存勖的部下大部分也是山西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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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乐户”的规定还是十分严格的,有“世代罔替”的传统。这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祖辈是“乐籍”,那么“乐籍”将会伴随自己的整个后代子孙,永生永世的从事“乐工”这个比较不体面的工作。
那个时候,士农工商当中,“乐工”算是最低贱的了,而且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任何一个环节。
而农民虽然很穷,但是他们的子孙却有靠科举入仕途的机会,这已经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了。
到了清朝时期,清朝法律更是明文规定了“贱民”的条目,而倡优位列其中,“倡优”就是“伶人”之类的人物了。
其实,也是因为中国古代不够重视“礼乐”,把从事乐器演奏和卖唱的人看错“下人”,这才导致文人士大夫很多人都不懂的基本的乐理。
中国古代的音乐很多都没有流传下来,实在是可惜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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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现在是站在“平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左右当时的社会价值观。
值得肯定的是,山西的戏剧文化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的原因而持续发展壮大了,山西的“乐籍”也是当时全国最多的。
到了明朝时期,山西的“乐籍”出现了指数级别的增长,这就是因为明朝廷通常会把犯了事的官员流放到这里当“乐工”。
到这里,很多人都纳闷了,为什么明廷这么喜欢把降职的人降为“乐籍”呢?而且还单单把这些“乐工”集中在了“三晋大地”?
这一引人注目的行为,是从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的。当时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他为了对抗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干脆豁出去了,发起了所谓的“靖难之役”。
最后,朱棣险中取胜,成为了明朝的第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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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称帝后,他把很多仍然效忠于建文帝的大臣降级为“乐籍”,并把他们大都迁到了山西境内,以此展现朱棣对他们这些文臣的“羞辱”。
而且,朱棣为了防止这些“忠心的”大臣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永为乐籍,终身不得从良!
而那些被贬到山西做“乐工”的各级官员们就只好认命了,他们开始认真从事乐工的职务,不然连唯一谋生的手段就没有了,这样,山西的“戏剧文化”才开始走上了冲刺发展的黄金阶段。
此外,山西的“戏剧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那就是明朝那些酒囊饭袋的“藩王”们吃喝享乐的需要,这些“藩王”和清朝时期的“八旗子弟”差不多,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女人有了,财富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精神文化的满足了。而“戏剧文化”就摆在眼前,这成为很多“藩王”们追求“精神文化”的一种便捷的方式。7
此外,山西的普通老百姓对于戏剧也是十分热爱,也就是说,山西有着很深厚的“群众基础”,戏剧完全能够在山西吃得开,而且吃得很开的那种。
但是,很多老百姓喜欢听是不假,他们打心眼里还是瞧不起这些“乐户”的,有些老百姓甚至把表演戏剧的“乐户”称之为“龟家”,高兴了就会打赏你,不高兴了就一毛不拔,只是“捧个人场”。
因此,山西的“戏剧文化”发展的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的,如果有脱离“乐籍”的机会,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改变自己的身份,哪怕做个普通的农民,也是他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了。
不过,“乐工”真的有很大的功劳,他们保存了很多中国的“戏剧文化”。而现在的“乐户”应该就是那些大明星了,他们也完成了身份的华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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